可持续发展与第三次法律革命

资源类型:pdf 资源大小:344.00KB 文档分类:政治、法律 上传者:任天荣

文档信息

【作者】 郑少华 

【出版日期】1997-11-10

【刊名】法学

全文阅读

一、第三次法律革命、社会变迁与可持续发展之法制整合(一)自然本位:可持续发展法制的法律新理念。从法本位角度言,无论是个人本位,还是社会本位,皆是以“人为中心”,仍然没有放弃文艺复兴以来的所谓文明观——人是宇宙的中心,人定能胜天。然而,“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因此,“人自身是自然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①所以,笔者认为: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引,我们应构筑一种法律新理念——自然本位;人是自然界的一份子,人并不是宇宙的中心,人与自然界应和谐共处。自然本位之法制,非为个人本位法制和社会本位法制之彻底否定,乃是人类法制更高层次之整合。乃以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为初基,倡导在捍卫个人基本自由权利之时,应顾及社会利益(所谓“可持续发展”第一层含义——满足当代人之需要);又应顾及自然利益(“可持续发展”第二层含义——不对后代人满足其发展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因此,自然本位之法制,系指不对后代人满足其发展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之法制:(-)健全的社会保障,即仍能保持当代人勤奋工作,又能将后代人负担减至最少社会保障法制;(二)环境保全之法制,环境保全法制大致有三:关于环境污染治理之法制;关于自然资源保护之法制,如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法制,关于人类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之法制。由此观之,人类社会法制现已演变成以个人本位、社会本位、自然本位之法高度整合之法制新时代,以应日益复杂化的社会变迁!(二)所有权多元化:可持续发展现下的所有权变革。人类社会走出中世纪以来,确立了近代法上之一大支柱:私权神圣。晚至十九世纪末,法人组织盛行,公司群起,以罗马法之所有权观念构筑近代物权法,始受社会现实之冲击。为回应这种“法人运动”所带来的挑战,遂弃所有权绝对个人性,渐继受日尔曼之物权法理,成就现代物权法体系,致使所有权“社会化”。法人运动从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发展至跨国公司,亦将所有权“社会化”推向极致:社区、债权人、员工等与公司具有可依赖性之自然人、社团等都与公司股东一样,对公司之财产具有“共有权”。全球生态危机之用发,人类理性再次觉醒,已逐渐意感到以人为中心的近代法和现代法皆不足遏制生态危机,皆不足以使人类社会过上幸福、美满、和谐之生活。故而,在可持续发展观念之影响下,人类社会法制出现了笔者所言之“自然本位”法制,姑且命之后现代祛。后现代法决非是对近代法与现代法之彻底否定,它无非是对以人为绝对中心的一种反思。主张:人与自然应寻求一种“和谐”。这包含了,当代人应与后代人之和谐及人类与生物间的共处。因此,后现代之物权法,呈如下发展轨迹:在全球生态危机之下,空气、阳光等人类“公共产品”都变成了稀缺资源,都具物资利用价值,对于空气、阳光等在近现代物权法中不以为是“客体”的,现已成为后现代物权之客体。由此,对这些稀缺性资源,任何自然人、任何社会团体、任何国家、任何生物都具有“共有权”。再者,人类要永续发展(包括自身的发展与社会之发展),人类之后代亦对空气、阳光等环境要素具有“共有权”,当代人无权剥夺后代人这种所有权,就犹如在继承法上,人们要给尚未出生的胎儿保留“特留份”,成人是无权剥夺的一样。因此,自然本位之法制将后现代物权之所有者扩张至极致:对全球公有产品——空气、阳光、水资源等环境要素,自然人、社会团体、国家、生物都享有“所有权”,即所有者“多元化”和物权①宋健:你强环发国际合作是唯一选择》,仲国环境报》1997年6月26日。客体“多元化”。现在需要讨论的是:自然本位之物权功能是否一如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物权功能一样——一则为充分实现人的自由意志,一则为使物资之充分利用。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如前文所述,倡导自然本位之法制,是人类理性升华之产物,是人类社会唯一现实选择,在人类自由精神中,“自由”与“自律”、“人性的张扬”与“人性的自我克制”向来是紧密相连的。再者,人们放弃了“所有权之绝对个人性”,获得了一种社员权的“参与权”。在自然本位法制中,只不过将社会本位之法制的“参与权”进一步扩张,形成人类、生物所共有之“参与权”。社会本位之物权法承继了个人本位法制上的“物资充分利用”功能,首倡“物资利用中心主义”,自然本位之法制仍承继个人本位法制上的“物资充分利用”功能,在“物资利用中心主义”基础上加以调和,倡导“物资共同利用主义”——全人类、人类之后代以及其他生物共同利用环境要素。仍保留了物权法之社会功能——物资利用。(三咱然契约论:可持续发展下的契约观念。商业复兴运动始自公元9~11世纪,与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相呼应,将人类社会带进充满自由和活力的近代社会。罗马法复兴、商人习惯法演化,共同铸就了近代法制之辉煌,“契约自由”成为近代社会之一大支柱。然从19世纪后半叶始,“契约自由”发生最富戏剧性变化。这种变化不是由契约法本身的内在发展所致,而是由于公共政策对契约法对象的系统性“掠夺”所造成的。例如,劳动法、反托拉斯法、保险法、商业规则和社会福利立法等。这些特殊形态的公共政策的发展,把原本属于“契约法”(就其抽象关系意义而言)范畴的许多交易和境况,划归到自己的调整范围之中。时至ZI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人类社会日趋紧密:不仅是不同国度、不同肤色之间关系密切化,而且是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其他生物之间,都存在一种“依赖关系”:无度开采,过渡纵欲之消费,致人类社会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是生存,还是死亡?人类理性再次觉醒,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契约关系”: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具有契约关系。地球只有一个,“水、空气等人类生活须臾离不开的环境要素不是无主物,而是全体国民的共有财产,国民为了管理他们的共有财产可委托政府管理。此时,国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为委托和受托人的关系,政府应为全体国民包括当代人及其子孙后代管理好这些财产,未经委托人许可,政府不得自行处理这些财产。”①这个由美国著名环境法学者萨克斯教授首创的“公共信托论”向前引伸,可以得出三个理论:1.“排污付费理论”,②企业经营生产中取得排污权——排污指标必须付费给国家——全体国民的受托人,就象企业在取得土地使用权须付土地使用资一样;2.国家环境权理论③即国家具有环境权,是基于全体人民之信托。3.自然契约论。即当代人之间具有“契约关系”——将环境要素委托国家管理;当代人与后代人是有“契约关系”,委托国家管理环境要素,未经后代人之同意,国家不得擅自处理之;人类与自然界其他生物之间亦具有“契约关系”——相互依存之关系。此外,后代人。自然界其他生物与环保社团之间,亦可建立信托关系,环保社团作为受托人,具有管理好环境要素之职责。因此,以自然契约为指引,在自然本位法制下的“契约关系”有:当代人之间为环境保全具有契约关系;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为不损害后代人之发展能力具有信托契约关系,当代人与国家之间的信托契约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为地球环境保全具有契约关系;环保社团与当代人或后代人之间的信托契约关系。自然契约论并非建立在对近、现代契约论之彻底否定上,而是以“契约自由”为底蕴,承继和发扬了社会本位法上的“契约自由及其限制”之社会功能。在面临全球生态危机之际,人类社会携手共建新型的“伙伴关系”,以便同舟共济,共同寻求永续发展!在这种“自然契约论”中,人类仍然可以张扬个性,追求一种高度自治、高度自律、高度合作的新型“自由”。“契约自由”之契约现在自然契约中必将再现往昔之辉煌。(四)人类综合责任,可持续发展现下的侵权法演史近代法律遵循抽象“自由”、“平等”之观念,强调自由平等的私法主体的意思自治。行为人只有在故意、过失时,始承担法律责任。此即所谓自己责任。法人之获承认,法人运动风行现代社会,却致自己责任之经济、伦理基础始受动摇:雇员之职务行为,当由雇主负其责;法人之产品事故,公害等行为,致举证责任①弗里德曼:是美国契约法》第2(y-2页(1965年),转引自吉尔莫著:《契约的死亡)《曹士兵等译》载报商法论丛)(第3卷)(梁慧星主编)第202页。②前引①弗里德曼书。③[日]内田贵著:澳约的再生》,胡宝海译,切民商法论丛》(梁慧星主编)第3、4卷。转换、推定责任、危险责任、严格责任等兴起,出现了现代侵权法能上能下所谓社会责任。公害频仍,引发了全球生态危机,面对此状,人类法制之侵权法如何因应?我们应在自己责任与社会责任之基础上,倡导一种人类综合责任作为自然本位法制之基石:1.继续归责原则多元化体系,但为使个人逃避的责任,应明确过失责任为基本原则,其他原则来补充。建立丰富的归责原则多元化体系。2.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分担环境损失。实行排污交易机制,征环境税(含污染税、资源税)、设环境保险项目。3.建立社会互助体系,使社会保障基金,环保基金良性运作。4将环境权(含阳光权、空气权、舒适权等权益)法定化,使侵害环境权成为新型侵权行为责任。5建立全球、区域、国家、地区等环境互助基金,以寻求环境保全之合作,并加紧偿还人类的“自然债”——以往给生态系统造成的损失,尽早弥补。二、面对自然本位之法制:中国法制与申国法学之国应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虽自清末修律以来,中华法系崩溃瓦解,始继受以欧洲价值观为中心之近现代法制。一百多年来中国法制史,亦是一个充满艰辛与挫折的历史,眼下,历史又将我们逼近危机与希望共在、竞争与合作并存的ZI世纪。在“可持续发展”的时代主旋律面前,我们多少显得有些仓促:我们发展问题还没有解决,却又不得不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当欧洲社会从公元9世纪开始,从容走过经济自由时代、法治时代、劳工时代、消费者主权时代、环保时代、信息时代时,中国却要在短短几十年内,走过这些时代,这必然注定面对“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二重奏,中国法制整合应是多维空间的:(一减立“个人本位”法制初基。以笔者之见,西方文明对人类社会之最大贡献,莫过于首倡的自由精神!充分张扬人性!然,西方的生产模式与消费模式之发展,却将人类社会带进了一个充满生态危机的境地。可是,这种生产模式与消费模式须以可持续发展之模式取代,由此带来法制之调和,但,这绝不意味着否定近代法制之自由精神和个性之张扬。在当下的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毫无疑问应借鉴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现代法制,但最重要的是在私法的发展过程中,倡导私法自治精神。而非象目前的一些民商法立法中照搬照抄别国之法典。迄今为止,西方法制,正如笔者所分析的,并没有否定一种自由精神,并没有否定一种人之自治C(二)倡导社会本位之法制精神。社会本位法制,仍以个人本位为初基。眼下的中国,《劳动法》之颁行,微会保险法》也在草拟之中,《环境保护法》等都在实施,《教育法》相继出台。但是,又有几部法律是体现一种社会本位之权利观呢?就以被外人称为是中国人权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劳动法》来说,虽条文较先进,但与之配套之法规、规章,又有多少体现“劳工神圣”?因此,当务之急,并不在于颁行多少部社会法之法典,而在于真正推行符合“社会本位”之法制精神!(三)推行自然本位之法制。中国目前的环境保护法与自然资源法,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仍停留在社会法之范畴内。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似有不妥。应构筑一套环境保全法系,以因应生态环境危机。中国之法制,应是个人本位法、社会本位法和自然本位法之有机体。因此,应以西方法制为参照,以本土资源为基础,以“自由”为底蕴,建立一种真正符合中国社会变迁的“本土模式”。与中国法制一样,中国法学亦是“泪来品”。然,中国法学近几十年的遭际,全然丧失“西洋法学”之自由精神,宛若明清以来的句股文”——满足于低层次的法条注释和政策宣讲,法学之“定义权”被极少数所谓“理论权威”所垄断,眼下虽有一些“学术自由”之气象,也令学界普通学子耽优:新鲜空气能持续多久?面对当下的全球生态危机,中国法学无论遇到多大的压力,也得做出如下因应:寻找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要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中看看先贤们是如何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如何论述合作主义的?从中寻出人与人之间合作,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普遍原则。寻找一百多年来,中国法学的发展轨迹。自沈家本、严复以降,中国法学是如何引进“西洋”法学,又

1 2

引证文献

问答

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