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重大刑事犯罪增生的原因分析

资源类型:pdf 资源大小:768.00KB 文档分类:政治、法律 上传者:慕淑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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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勇  李媛媛 

【关键词】刑事犯罪 增生原因 

【出版日期】2005-01-15

【摘要】本文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理论上探讨了社会经济转型与刑事犯罪的关系,着重分析了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表现方式,从多个角度考察社会经济因素对犯罪现象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从而揭示出我国刑事犯罪增生的主要的、根本的原因。

【刊名】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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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国犯罪形势日益严峻,刑事案件的数量逐年增多,大案要案层出不穷,社会危害程度日趋严重。尽管经过一次次的“严打”和专项整治斗争,各种重大刑事案件仍然呈上升势头。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层、内在的社会经济原因,是由我国现阶段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形式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总共出现的五次犯罪高峰,都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发生的重大变化相联系的[1]。因此,开展对刑事犯罪增生原因的研究,深入探讨社会经济转型中严重刑事犯罪发生的各种原因,深刻理解和揭示现阶段犯罪现象的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性,对于我们有针对性地采取预防和减少犯罪的有效措施,从而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一、社会转型与刑事犯罪的一般关系“社会转型”一词源于西方发展社会学和现代化理论,一般是指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化。储槐植教授认为社会转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上,任何社会状态的改变,社会类型、社会制度以及一个社会内部结构的转变都包括在内;狭义上仅指一个社会内部产业结构及经济结构的变化。”[2]笔者认为,社会转型是指在不改变原有的社会基本形态的前提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进行的整体转变。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结构方式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结构方式进行的现代化转变。这种转型是多方面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既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又包含着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变,从单调的生活方式向丰富多样的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深刻变化等”[3]。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具有丰富传统文化的大国,但同时在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长期占统治地位,政治民主化程度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商品经济很不发达;长期闭关锁国,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比较单一;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使得我国灾难深重,在世界上处于落后国家的地位。我国正在进行的由传统迈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现代化社会制度模式,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已经证明了这种社会转型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生产力还相对落后,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市场经济制度不是很完善,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需的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等。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进行社会转型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西方许多学者都探讨了现代化(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含义大致相同)与犯罪的联系的问题。美国犯罪学家谢利关于社会现代化与犯罪提出以下命题:一是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与犯罪的发生率呈同步关系;二是社会现代化的起始阶段往往伴随着高犯罪发生率;三是社会现代化较成熟的国家犯罪率较为稳定;四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是不能完全抛弃的,否则会刺激犯罪,促使犯罪高峰的形成[4]。日本有学者认为,社会结构的变化是诱发犯罪的原因。包括:(1)由于积聚的社会变动而引起的社会结构的不安定化;(2)工业化、都市化的急速推进;(3)社会生活的情报化等[5]。美国学者亨廷顿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现代化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6]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就社会转型(或现代化)与刑事犯罪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认为,“现代化进程对犯罪率和犯罪方式都有着明显和普遍一致的影响;过去二百年间许多国家的犯罪类型是社会发展进程的普遍、持续的反应;社会发展进程把犯罪从一个孤立的主要是影响城市中心的社会问题提高到现代化社会的主要问题。”[7]有的学者总结我国近二十年来的犯罪规律是:社会现代化程度与总犯罪率呈正相关的关系。(1)现代化起步阶段伴随着犯罪高峰;(2)总犯罪率的不断增长;(3)犯罪高峰后常常跟随着一个犯罪率的稳定期;(4)社会变迁的加速时期犯罪率会大幅增长;(5)犯罪率因国内政策的变化而变动;(6)区域性的现代化成熟会使该区域的犯罪率趋于稳定等[8]。有的学者则运用西方社会结构理论,分析社会分层与犯罪率明显增长的关系。认为改革开放前,社会分层制度体系是身份制,其特点是严格的户籍制度构成了城市与农村相互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干部在社会上的权力、声望、收入分层高度统一,刚性的等级秩序。当时虽然犯罪率未出现大幅度波动,但却以社会的低发展为代价。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化,出现了复杂多样的利益群体,职业声望与收入状况发生了一定的背离;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显。这是犯罪率增长的社会结构根源[9]。笔者认为,在我国,社会转型意味着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经济体制的改革,将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提高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从而改变我国综合国力落后于其他先进国家的现状,有力地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进步。从这一方面来说,社会转型能够使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趋于缓和,犯罪的主要致罪因素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犯罪形势也会趋于稳定和缓和。另一方面,社会转型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原来利益平均化的格局,给人们带来利益关系上的冲突;社会分配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分配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的问题;城市化过程中社会结构过渡性的失调失控,农业人口大幅度流向城市,下岗职工大量增加,出现了各种“城市病”;多元价值观的冲击,重利意识增强,道德、生活和心理观念失衡;传递不良文化信息的渠道大大增加,人类文化载体、新闻媒体的“纯净度”明显降低,各种消极因素得以传播;各种行业中的腐败现象严重,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社会管理体制存在漏洞,社会控制力受到削弱等等。上述消极因素使社会转型中出现过渡性的社会不稳定,社会与个人的冲突激化,从而导致犯罪的增多和升级。因此,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的实际社会背景与犯罪的数量和程度的变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社会转型和刑事犯罪的关系,从长远来看,社会转型必然促进社会进步和稳定,社会矛盾减少,犯罪率持续稳定甚至下降;从目前来看,社会转型也必然带来过渡性的社会不稳定,社会矛盾增多,犯罪率上升,犯罪形势出现重大起伏。可以说,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矛盾运动是刑事犯罪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根据,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冲突极端的反映。二、我国社会转型中的主要致罪因素有学者认为,社会经济因素对犯罪的影响,是通过一定的“中介因素”实现的。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借助于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引起的其他领域的次生变化及方向、性质、速度和范围来影响犯罪现象。经济发展与犯罪的关联性,不能从经济发展本身来考察,而只能依据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来认定[10]。这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否出现经济与社会不能协调发展,是否出现社会的结构性失调,是否出现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这将决定是否会出现犯罪上升。正是在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与失调的中介因素的作用,引发了犯罪的严重化。具体分析,在我国目前社会经济转型的历史条件下的主要致罪因素有:·66·(一)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漏洞与产生的负面效应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能够激活经济社会的动力机制,同时经济制度规范的更新、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动、经济利益结构的调整、价值体系的嬗变等也能给社会带来副作用,与我国重大刑事案件的趋升态势也存着在必然的因果联系。1.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着负面因素。在商品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领域,竞争规律使得各个利益主体发展生产,以求最大经济效益。但可能会出现过分追求经济效益,夸大产品的使用价值,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犯罪现象。新的市场经济机制在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和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的同时,也使社会出现许多诱发犯罪的因素。它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必然要强调金钱的价值,激发人们最大可能地谋取财富,一些人不惜铤而走险,触犯法律;它要发挥个人的自由和能动性,必然要摒弃平均主义,拉大收入差距,造成一定的贫富悬殊;它要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必然要允许人、财、物的自由流动,加快城市化进程,致使犯罪机会增多,控制难度增大。另一方面,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新旧体制交替,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一整套机制、方法仍在发挥作用,而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管理模式还很不完善,经济立法仍滞后于快速变化的经济生活。经济管理中的偏差、漏洞、错误在所避免,诱发犯罪的消极因素大量产生。2.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导致社会矛盾增多。经济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各种利益差别引起的矛盾和冲突迅速增多。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社会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与再分配。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由于经济成分和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导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各种利益主体之间既有利益的互补性,又有利益追求上的冲突性。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差别虽然存在,但个人利益往往服从于国家集体利益,而社会转型使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多样化和复杂化,经济主体平等化、独立化,在建立新的利益格局的过程中就更容易发生利益上的摩擦,社会矛盾和冲突增多。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又大大刺激强化了人的功利意识,导致“物欲”、“私欲”膨胀。对物质利益和最大利润的追求在不同所有制的经济主体之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方法,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的。物欲的极大强化诱惑一些人为追逐名利而不择手段,不计后果,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如在大量存在的企业租赁、承包、股份制改造等不同经济成分的挂靠和融合中,有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了小团体的利益或个人利益,与个体经营者或承包人相勾结,假公济私,损公肥私,将国有资产转移到私人的名下,大量的国有或集体资产被严重侵蚀。3.“官商经济”与腐败犯罪。在企业经营体制、产权分析和利税体制等经济管理制度的变革中,在市场经济追求最大利益规则的作用下,采取非公平竞争的手段占有超额利润以中饱私囊,或非法侵吞国有和集体资产的腐败犯罪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党政机关举办的各种官商结合的公司和翻牌公司,利用两种价格的差额大搞“官倒”。掌握各种“许可证”、“许可权”、“专卖证”、“进口批文”、商品调拨权和经营垄断权的政府机构和官员,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为他们“以权交易”、“权钱交易”提供了条件。近些年来,我国许多国有企业很不景气,由于经营不善、管理失控致使资产流失极为严重。在20世纪90年代初,党政机关要员拆借银行的建设资金炒股和炒房地产,吹起“泡沫经济”,以及采取明暗等各种手段使国有资产流失等等,严重搅乱了国民经济秩序,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二)社会分配不公与贫富差距加大市场经济是各个经济主体平等竞争和合作的经济,也是一个容易形成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的经济。在分配体制上,我们虽然贯彻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但仍存在社会分配不公现象,而且缺乏足够的监督制约。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在全国范围内所做的一次统计表明:1994年中国最贫困的20%的家庭收入仅占社会的4.27%,最富裕的20%的家庭的收入却占50.24%。这种差距仍在进一步拉大。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中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竟已达到0.434,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11]。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贫富差距还将不断扩大。实践证明,中国现阶段的大量犯罪都与分配制度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分配制度中的问题不仅使一部分人失去了应有的物质利益,而且会给社会公正和公平原则带来根本性的威胁,造成一部分人心理上空虚堕落、意志消沉,甚至产生极度不满或反社会倾向,对社会秩序抱有否定、敌视的态度。贫富差距过大,暴富者炫耀财富产生的“示范效应”,还会刺激一部分人对物质和金钱欲望的恶性膨胀。一些人不择手段地攫取钱财,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三)人口流动与失业导致社会矛盾增多人口流动能够促进商品、资金、信息、物资的流通,繁荣城市经济,带动农村的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标志和推动力,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但同时对城市的管理也带来很大的破坏性,特别是在北京、上海、广州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城市中流动人口犯罪占了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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