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制度、消费模式和代际交叠模型——东方文化信念中居民消费特征的理论分析

资源类型:pdf 资源大小:1.11MB 文档分类:经济 上传者:李昭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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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黄少安  孙涛 

【关键词】社会习俗 消费行为 代际交叠模型 

【出版日期】2005-04-20

【摘要】传统的消费理论并没有将代际模型和财富存量模型相结合,而本文从社会习俗、道德习惯、家庭伦理等非正规制度的角度说明了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居民消费和储蓄的特点,沿用和扩展了代际交叠模型,将遗赠(bequest)和赠予(gift)两方向收入转移以及财富偏好同时引入了经济主体的效用函数,用最优化条件来分析我国居民在消费和储蓄行为等方面的特征和存在的问题,进而阐述这些行为对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提出了一些相关的理论思考和政策建议

【刊名】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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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和文献背景传统的消费理论 ,如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 (absoluteincomehypothesis) ,强调消费与即期的可支配收入正相关 ,边际消费倾向相对于可支配收入增加是逐步递减的 ,而莫迪利亚尼等人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 (lifecyclehypothesis)和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说 (permanentincomehypothesis)则具有内在的理论一致性 ,他们认为消费者追求长期效用水平的最大化 ,不能只考虑当期的收入 ,还要根据平均而持久的收入和未来的预期收入等信息规划其一生的消费路径。无疑 ,这些理论说明了一些消费问题中简单且具有普遍意义的性质和特征。沿着这些思路 ,消费理论又新发展出随机游走假说 ,流动性约束假说 ,预防性储蓄假说等等 ,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是借助于代际交叠模型(OLG)将单代经济主体分析拓展到多代主体 ,也就是考虑到收入在家庭内不同代成员之间的转移。对于代际财富转移动机问题的研究 ,Barro( 1 974)证明了李嘉图等价的一个现代形式 ,即如果消费者存在可操作的利他主义的遗产动机 (operativealtruisticbequestmotives) ,那么一次性总付的税收和发行等量的政府债券是等价的 ,对资源的配置没有实质性影响。几乎同时 ,Becker( 1 974)也给出了类似的利他主义代际交叠模型 ,他们都说明了在单方向 (one side)的遗赠模型中 ,上代人发自内心地关心下一代的生活状况 ,会在一定的范围内给予下代人经济上支持。Buiter Carmichael( 1 984)、Burbidge( 1 983 )和Abel( 1 987)认为经济个体的总效用水平不仅仅是依靠其自己的消费 ,还包括他从对上代人的赠予 (gift)和对下代人的遗赠 (bequest)中获得的效用 ,这些理论基本上也是从利他主义角度出发 ,只是将单方向模型发展到两方向。而Bernheimetal( 1 985)的战略性动机模型则强调上代对下代有财富的转移 ,并不是他们天生关心子女的生活 ,而是为了促使子女在他们年老时更多地关心和慰问他们 ,因而有很强的利己主义色彩。毫无疑问 ,微观经济主体的此类行为会影响经济运行方式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但是 ,现有的代际转移模型并没有更多地考虑文化信念① 和制度方面的因素在消费问题中的作用和影响。众所周知 ,制度存在往往能够减少人类相互交往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对于消费者行为分析来说 ,制度 (包括正规的和非正规的制度 )是重要的。制度变迁常常会改变人们的消费方式和收入的安排 ,然而 ,一些深层的文化信念因素 ,往往会长久而深刻地影响并且固化人们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行为 ,刻画出人们的消费特征。一个既存的制度———无论是演化的还是构建的结果 ,都起着稳定人们预期的作用。因为制度对预期的稳定作用 ,也就使得人们的消费行为特征具有相对稳定性。非正规制度主要是演化的结果 ,作为其核心的文化信念 ,往往是长期稳定的 ,这种文化信念对人们的行为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非正规的制度及其演化 ,特别是其中的文化信念 ,可能会在更广和更深的意义上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 ,如西方社会占主流地位的基督教文化和中国等东方国家和地区的儒家文化就异常深刻地渗入居民的日常消费行为 ,② 而收入和财富代际转移现象就是与文化信念密切相关的。另外 ,传统的消费—储蓄理论也没有考虑到将财富视为一个影响效用水平的因素 ,而只是分析将财富用以自我单纯的消费从而获得效用。Zou( 1 995)和ChenandBakshi( 1 996)引入资本主义精神(thespiritofcapitalism) ,他们认为财富存量可以反映社会地位、退休后的消费保障以及对财富本身的积累偏好强度 ,因此得以将财富引入了效用函数。Zou( 1 995)和ChenandBakshi( 1 996)的模型以及我们下面的讨论与标准的MIU(money currencyintheutilityFunction)模型有一定的相关性 ,实际上它们共同的理论基础是从Lucas( 1 978)基本的Lucas’tree发展出来的“效用函数中的存量 树”(trees stocksintheutilityfunction)模型 (Sargent,1 987)。二、附加财富存量的两方向代际收入转移模型沿着Buiter Carmichael( 1 984)、Burbidge( 1 983 )和Abel( 1 987)的研究 ,我们认为经济个体的总效用水平不仅仅是依赖其自己的消费和财富水平 ,还包括他从对上代人的赠予 (gift)和对下代人的遗赠(bequest)中获得的效用 ,这一研究的思路非常地契合儒家伦理传统影响下的东亚国家和地区 (其中包括中国 )的效用构成状况。具体地 ,我们可以对东西方文化背景下人们收入转移和消费行为进行一些比较。对于未成年子女 ,相同的地方是 :目前都有相关法律规定 ,父母必须抚养未成年子女。不同的地方是 :东方文化背景下 ,在没有法律规定时 ,人们也是这样做的 ;对于成年子女 ,西方文化信念下 ,法律没有规定父母必须资助子女 ,而人们实际上也不这么做。而在东方文化情境中 ,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 ,人们普遍无偿地资助成年子女 ,甚至孙子女一辈 ;对父母 ,甚至更上一辈的老人 ,西方国家中晚辈并没有法律意义上的赡养义务 ,人们实际上也不这么做。而在东方文化背景下 ,人们却是普遍这么做的。即使没有法律规定 ,也是如此。这里“义务”之所以能构成经济主体的效用 ,是因为在这种社会的传统和氛围下 ,不这样做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声誉或使自己精神上有压力 ,也就是带来效用的损失 ,这个避免的“损失额”实际上就是“效用额”。当然 ,也不排除人们不把“赡养”和“抚养”当义务 ,就是当成享受和乐趣 ,因而直接获得了效用。这就是在东西方文化传统比较后凸显出来的东方文化背景下人们相关行为的重要特征。而这些行为特征深远地影响消费与经济增长 ,从而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对它们予以重视。在本文中我们不仅仅要考虑效用函数中有关赠予和遗赠的两方面动机 ,还将引入对财富的偏好 ,Zou( 1 995)和BakshiandChen( 1 996)将这一偏好表述为人们有时并不只是关注财富用于物质消费带来的满足感 ,而作为财富积累本身就是一个目的 ,① 它并不涉及到预防风险的动机 ,退休后消费的平滑考虑等。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 ,经济个体如果将财富积累本身作为目的 ,那么实际上是通过财富彰显自身的社会地位———这一点与预防风险、退休后的平滑考虑是不一样的。财富作为储蓄存款 ,实际上是一种金融资本 ,并且作为信号显示给社会 ,这样它就成为社会资本的形式。Coleman( 1 988)认为社会资本 ② 就是个体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和财产 ,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 ,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结构之中 ,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因此我们认为积累财富 ,直观地考察 ,至少对所有者有两方面的效应———增加社会对其认可度 ,获得尊敬 ;也可以理解为增加其无形资产 ,有利于他的社会交往和生产经营 (降低交易成本 ) ,也就是Portes( 1 993 )所定义的个体动员稀缺资源的能力。很明显 ,社会资本具有非常强的“马太效应”。Zou( 1 995)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精神揭示了一些储蓄行为的原因 ,模型主要包含了三种储蓄的激励 :退休后的考虑 (对应于life cyclemodel) ;遗赠的考虑 (对应于bequestmodel) ;以及储蓄自身的累积 (在其capitalist spiritmodel中所强调的 )。我们这里的模型不仅考虑了对财富自身的偏好 ,而且认为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实质上就是对社会资本积累的偏好 ,这一认识的依据部分来自于马克思·韦伯 (MaxWeber,1 958)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认识。我们的模型的一个发展是将Zou( 1 995)的单方向遗赠拓展到双方向的代际转移 (giftandbequest)。我们认为 ,效用已经包含了通过财富积累和收入的代际转移而获得的满足或快乐 ,而且代际转移可以存在两个方向。在这里我们将这两种动机在函数形式上分离了出来。综上所述 ,我们将东方文化中影响消费行为的因素提炼为下列两个主要方面或前提假设 :其一 ,东方文化中明显存在代际收入转移的倾向———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 ,对成年子女的无偿资助 (如结婚、购房等 ) ;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正如前述 ,人们在代际收入转移中获得了效用增进 ,或者说 ,如果不这样做 ,在如此的文化和习俗氛围中 ,可能会面临非议、谴责甚至鄙弃 ,这样将会造成自身效用或满足感的减损。因此 ,在这一意义上 ,我们把代际之间一些看起来的“利他”统一为“利己” ,内生化到效用函数之中。其二 ,科层等级制度是东方文化表征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传统儒家文化中重身份和地位而轻钱物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这一文化信念嬗变为 ,追求金钱和财富的目的不仅仅是它们所带来的物质消费 ,而更多地是通过它们彰显社会地位和身份 ,从而获得效用和满足。因此 ,我们在效用函数中引入了财富存量。具体的模型如下 :考虑一个代表性消费主体 ,假定他只存活两期t,t+1 ,根据代际交叠的基本模型 (OLG) ,他t期的消费为C1,t,t+1期的消费为C2 ,t+1。显然 ,对这个经济而言 ,t期的年轻人到了t+1期就变成了老年人 ,他从自身的消费中所获得的效用是ut=u(c1,t,c2 ,t+1) ,财富的偏好为φ(w1,t,w2 ,t+1)。因此 ,代表性个体的总效用表示为vt =u(c1,t,c2 ,t+1) +αu(c1,t- 1,c2 ,t) +γφ(w1,t,w2 ,t+1) +βu(c1,t+1,c2 ,t+2 ) ( 1 )  将消费的效用和财富余额的效用进一步表示为时间可分 (time separated)的形式u(c1,s,c2 ,s+1)=u(c1,s) +11 +ρu(c2 ,s+1) ,s=t-1 ,t,t+1(w1,t,w2 ,t+1) =φ(w1,t) +11 +ρφ(w2 ,t+1)。假定两个瞬间效用函数u(c) ,φ(w)的一阶偏导数均严格大于零 ,并满足Inada条件 ,代入上面的效用函数可得 :vt =u(c1,t) +11 +ρu(c2 ,t+1) +α u(c1,t- 1) +11 +ρu(c2 ,t)+γ φ(w1,t) +11 +ρφ(w2 ,t+1) +β u(c1,t+1) +11 +ρu(c2 ,t+2 )α,γ≥ 0 ,0≤ β<1( 2 )  实际上我们这里的目标函数仍然是王朝效用函数 ① 的推广 ,参数α测度的是对上代人的赡养在自己的总效用中的权重 ,γ表明了消费者对财富的偏好强度 ,β说明的是对下代人的遗赠反映在总效用函数中的重要性 ,这里要求 β∈ [0 ,1 )是参照单个个体的时间偏好因子确定的。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殊情形 ,我们如果将两期存活的消费者对其后代的代际转移理解为其自己的生命得到了延续 ,就不再是两期存活 ,此时即 β=1 ( 1 +ρ) ,β实际上就完全地等同于拉姆齐的代表性消费者无穷期生命模型 (representativeagentinfinite horizonlifemodel)中的时间偏好因子 (主观贴现率 )。这里体现了父母对子女的关爱 ,实际上表明他们潜意识里认为自己的后生命期等价于子女的生命期。同样 ,如果视父母为自己生命的前溯 ,那么 ,α应该等于 1 +ρ。当α=0 ,γ=0时 ,我们能够得到Barro( 1 974)和Becker( 1 974)的两方向收入转移模型 (不存在财富偏好 )。在这样的情形下 ,完全可以视父母的效用函数是自身消费水平与子女消费水平的可加函数 ,并且在他们的这种利他主义模型中 ,父母收入的提高会增加其对子女的收入转移 ,子女的收入增加则会相对地减少父母的收入转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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