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鲁迅翻译思想

作者:穆婉姝;程力 刊名: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宋春雪

【摘要】鲁迅不是一般的翻译家,而是思想家型的翻译家,用翻译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是鲁迅不变的初衷,也是他一生奋斗的目标。在我国新文学运动的拓荒年代,鲁迅以其勇于面对现实揭露虚伪的大无畏的精神,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政治敏感,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攀登"通天塔"的道路,为繁荣我国译坛做出了杰出贡献,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可以借鉴与学习的宝贵经验。鲁迅的翻译思想至今仍启迪我们对翻译的研究,对中国文化的构建和发展,对中西文化交流,仍然具有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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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不仅是中国左翼文坛的领袖,而且也是中国翻译文学的伟大开拓者。在他一生中,翻译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一生译作颇丰,内容丰富,涉及15个国家、110多名作者,近300万字。鲁迅的翻译活动从1903年开始直到1936年去世,他始终是这一事业的参与者,用实际行动实践着自己“别求新声于异邦”的理想。他的翻译思想经历了由意译倾向到“直译”的过程,直至而后的“硬译”主张以及他的重译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翻译思想涉及翻译的各个重要方面,见解独到,对当今的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仍然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历史上,鲁迅翻译思想曾遭到误读,人们未对鲁迅的翻译理论给予应有的、适当的考虑。近年来,随着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结构主义理论的介入,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鲁迅翻译理论的价值。但从翻译生态环境新视角对其翻译思想进行相关研究尚鲜见。鉴此,本文试图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对鲁迅先生的翻译思想进行解读和探讨。生态翻译学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者说翻译适应选择论是生态翻译学发展初期的一项基础性理论研究。该项理论研究利用作为人类行为的翻译活动与“求存择优”自然法则适用的关联性和共通性,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为指导,探讨“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适应与选择行为的相互关系、相关机理、基本特征和规律,从“适应”与“选择”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等作出新的描述和解释,论证和构建了一个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论”[1]68-69。一、“易解”“丰姿”“倾向弱小民族”涵盖和谐生态的翻译思想生态翻译学的基本理念之一是:翻译者需要适应的是翻译生态系统;而翻译生态系统内的作者、译者、读者等“诸者”亦需要“和谐”;译著与原著亦需要“合拍”[2]。这是一个以“译者为中心”的“整体和谐”的翻译生态系统[1]69。从胡庚申教授提出的“原文译者译文”三元关系视角看,我们从译者居中的位置向两端审视,就有可能找到两极中的平衡点,就有可能避免偏颇,由此演绎出来的译论构架也有可能相对“中和”、稳定[3]。而鲁迅先生提出的翻译标准“易解”与“风姿”即体现了这种和谐、合拍与中和的翻译生态思想,也凸显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他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4]。翻译“力求其易解”,就是译者对译语读者要关心和负责;要把自己心领神会到的原语作者的思想感情以及风格恰如其分、明白易懂地“言传”给译语读者;“保存着原作的丰姿”,则是译者对原作者忠实负责,并能准确地把原文信息内容用正确的译文表达出。鲁迅正确地判断自己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当时意译的泛滥使国人难以看到西方文化的原貌。中国人通过改造后的翻译作品永远无法了解西方文化的真貌,也就难以吸收它的精髓),把“忠实”放在重要地位,坚持翻译采取“直译”来引进新思想和实施汉语现代化。因此他反对对翻译作品进行随意的删改。他明确将译文读者纳入翻译研究中,并提出翻译与创作并重的思想。鲁迅的这一翻译思想为后来学习翻译的人提供了正确的指南,是中国现代译论的稳固基石。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对外殖民扩张,其周边国家逐渐变成其殖民地,并引发了周边国家的反抗。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此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翻译积极向西方学习,推进中国现代化,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社会翻译生态环境,鲁迅抛开一般人所关注的强势文化,更多的引进弱小民族国家,如俄国、波兰、捷克等国家的作品,当时,这些非强势语言的国家民族主体性很少得到彰显,语言生态失去平衡。另外,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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