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消极法律文化对当代法治建设的影响

作者:丛淑萍 刊名: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上传者:石连东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有许多宝贵财富可供当代借鉴、继承,但是也有许多糟粕对现代社会负面效用较大。本文从皇权至上、等级特权、行政兼理司法的角度,系统分析了传统消极法律文化对当代法治的影响,以期剔除糟粕,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更加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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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四千多年前的夏朝就出现了中国法制的雏形,历经商、周逐步定型为宗法制的法律制度,尤其西周确立的“亲亲”、“尊尊”原则及相关制度,对后世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巨变,思想纷呈,以儒、法为代表的学术流派基本上完成了中国传统法律的理论构建。在现实中,儒家的道德教化旷费时日,法家的刑赏之治立竿见影,故儒家倍受冷落,法家独受青睐。后来靠法家完成统一大业的秦王朝仅二世而亡,代之而起的西汉王朝不得不吸取秦亡的教训,废除“挟书律”,儒学开始复兴,经过汉初几十年的摸索,到汉武帝时,处于加强中央专制集权的需要,终于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方针,儒家获得了独尊的地位,从此中国法律开始了儒家化的过程,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量引礼入律,至唐代,一整套体现封建宗法等级思想与制度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儒家法律思想一统天下的格局完全稳固并长期延续,直到清末。儒家学说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极富特色,且具有极强的独立性和传承性,在国际交往不断扩大,法律的原则、概念、术语日益国际化的当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法律意识和行为模式。当中好多优秀的法律文化对现代社会是很有借鉴价值的。如古代的调解制度、死缓制度、死刑复核制度,现代稍加改造就是很好的东西,所以,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社会是有着积极意义的。然而,鉴于我国当代法治建设中权大于法的问题相当突出,且由来已久,因此,我们有必要站在历史的高度,认真反思一下传统消极法律文化对当代的影响,以便剔除其糟粕,使我国走上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法治社会。一、皇权至上,权尊于法众所周知,中国自进入阶级社会起,便建立了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法自君出,天经地义。先秦儒法两家,尽管立论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着眼点,不外乎为专制君主服务。儒家从西周的礼治思想出发,极力推崇父权、君权,从孔子起即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但先秦儒家尊君还不十分绝对,在尊君的前提下,对君主有很高的道德要求,认为君主必须是“贤者”,而暴虐无道,为百姓所唾弃的君主就是独夫,诛伐独夫民贼是天经地义和理所当然的。孟子甚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说。而先秦法家则鼓吹极端君主专制,认为只有君主独揽大权,才能推行法治,只有君尊权重,才能令行禁止。特别是韩非、李斯等后期法家代表人物更将君权绝对化,一味地“尊主卑臣”,即使是暴君也不许违抗。秦汉以后,儒法合流,作为封建正统的儒家法律思想中就包含有法家的绝对君权,历代封建皇帝握有国家的最高立法权,他言出法随,一言可以立法,一言也可以改法、废法,而不受法律的任何约束。所以,西汉的杜周说:“三尺(法)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不仅如此,皇帝还拥有最高司法权,一切重案、要案、疑案,以及一切死刑案件皆须皇帝裁决、批准。皇帝可以法外用刑,也可以法外施恩,赦免任何罪犯。作为国家的象征、统治阶级的总代表,皇帝的人身和权威皆受法律严密保护,无论臣民有意无意,稍有触犯即是重罪。皇帝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不承担任何法律义务,历史上从无“治君之法”,君主的权威千百年来是不容质疑的,法律充其量不过是权力的附庸,是服务其统治的工具之一。这种法治即权治的思想,经过千百年的历史积淀,已经渗透到我们民族的法律心理中,它不仅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而且整个民众都认为其理所当然。这种被固定化了法律心理又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法律行为,使人们习惯于以对权势的崇拜来代替对法律的捍卫。即使是今天,在权与法的关系问题上,仍然是个似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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