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政治辩证法思想及其和谐观念的当代价值

作者:吴显庆 刊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上传者:潘菊芬

【摘要】先秦政治辩证法思想主要是对政治领域矛盾或差异统一关系的认识与主张,重点是关于统治者与民众的互存与对应关系及其变化条件、政治和谐、内政与外事相互关系的辩证性认识,多有无神论倾向和哲学辩证法的根据。其研究可以补充、深化、提升对先秦政治哲学的认识。对其兼容差异、提倡沟通、吸纳批评等辩证性政治和谐思想的分析,可为当代的民主法治理论提供可以衔接、便于接受、具有民族气息的思想材料;它为当代改革、发展、稳定所必须的社会与政治和谐,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思路;也为政策制定及内政与外事的协调,提供了全面权衡和比较具体的方法上的启发和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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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政治辩证法思想主要是对政治领域矛盾或差异统一关系的认识与运用的主张,重点是君臣及官民上下关系、政治和谐、政权稳定、制度改革、内政与外事等方面的辩证性思想。它比哲学辩证法要具体,比一般政治思想更深刻、更富于哲理。如《春秋左传》中晏子的“同与和异”,《韩非子内储说上》的“众端参观”,《国语卷十二》中范文子的“内和而外威”等等。它属于中国政治哲学史的范畴。一、先秦政治辩证法思想及其和谐观念的形成发展与主要内容.先秦文献表明,夏末商初时已有了辩证性政治思想的萌芽。《吕氏春秋慎大览慎大》篇指出,商汤灭夏,是在观察到“桀为无道”,“凌轹(欺凌)诸侯,以及兆民”,“众庶(广大民众)泯泯(泯,是灭、尽的意思,此处是忧困的意思),皆有远志”(叛离的想法),“大臣同患,弗周(不和于桀)而畔(叛)”,“上下相疾(怨恨),民心积怨”,上(指夏王)下的政治矛盾非常尖锐的情况下,才发兵攻夏的。这里已初步意识到,在对方内外政治矛盾尖锐的情况下,敌我政治力量可强弱转化。如果说有关夏末商初的记载不完全可信的话,商末周初的辩证性政治思想文献材料则比较可靠。源于先秦史料的《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在战胜商纣王之后,“封商纣子禄父殷之馀(余)民”,“为殷初定未集(未安定),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已而命召公(周文王的庶子)释箕子(商纣王之叔,被纣囚禁)。命毕公(周开国时期的重臣)释百姓之囚,……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这些政治措施中,包含了对敌对势力的分化安抚与控制相结合,争取敌国有识之士,争取其民众合作的辩证性政治思想。夏末商初和商末周初开始萌芽的政治辩证法思想因素,在春秋时期有多方面的发展。这在《左传》、《国语》、《论语》等古籍中已经有较可靠的记载。到了战国,早期的政治辩证法思想因素,从点滴、直观、片断性的言论或政策主张,发展为各具特色的诸子理论的组成部分,并且出现了不少集中阐述某一政治辩证法问题的专门篇章,如《管子形势解》篇,《荀子王制》篇,《吕氏春秋》的《谕大》、《顺民》篇等等。概括起来看,春秋战国政治辩证法思想所涉及的政治领域的矛盾、差异关系和辩证范畴主要有:君与民、君与臣、官与民、贵与贱、愚与圣、圣与盗;取和予、利下(民)与顺上、利与害、损与益、惠民(富民)与教民、国富与贫治;盛与衰、强与弱、治与乱、安与危、存与亡、忧患与安乐、善恶与福祸(积与变);刚与柔、文与武、开与塞、赏与罚、宽与猛、德与刑、爱与威、罚与亲、严与利、教与罚、善德与善力、正己与正人、修己与治人、群与分、分与和、齐与非齐、尚贤与任法、治约与治详、任贤与服民(安众)、屈与伸、信与权;无为与有为、争与不争、斗与服、和与同、同与异、否与可;变与常、因与革、乘势与待时;战争与政治、内忧与外患、内政与外事(外战)等等。先秦政治辩证法思想及其和谐观念的重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统治者与民众的互存与对应关系及其变化条件的辩证性认识(1)意识到两者之间有“交相为恃”的关系。最典型的表达是《吕氏春秋有始览谕大》篇的论述,即“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小大贵贱,交相为恃,然后皆得其乐”。而《国语周语内史过论晋惠公无后》篇早就指出:“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全句强调君王与民众的相互依赖性。《逸周书周书序》中也有相同的思想。此篇认为,“民非后罔乂(民众如果没有君王,就会乱而得不到治理),后非民罔与为邦(君王离开民众,就没有自己的国家)”。不管《逸周书周书序》成文于何时,其上述思想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可以肯定的。《管子禁藏》篇论述了君民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及其条件,即“主(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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