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价值的现代观照

作者:王垒 刊名: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上传者:孟祥飞

【摘要】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在于为专制统治提供思想基础,生长不出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性精神。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从传统家长制政治走向现代民主政治,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体系更新为现代自由平等的新道德体系,同样是中国社会转型中新陈代谢的必然。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并不照搬西方模式和东亚模式,而是充分体现世界现代文明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创新。在当代社会里,继续以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为社会行为规范标准,显然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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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自先秦而后,儒家伦理思想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的理论形式,思想内容也有所变化,但儒家伦理思想创始于先秦的根本原则与核心价值,则一线贯穿,一直得以延续,说不上大的变化。总体上看,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是:以维护宗法等级秩序为根本,从家族本位出发,以“仁”为道德原则,以“礼”为行为规范,构建了“仁”与“礼”紧密结合的道德规范体系,习称为名教纲常。其基本精神是,以“天人合一”(“天道”与“人道”合一)的宇宙观模式,论证道德本原与人性理论,以追求实现现实社会里宗法等级关系的和谐。朱贻庭主编《伦理学大辞典》指出:“儒家伦理思想作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主干,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和民族精神的陶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作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思想,有其保守、消极的一面,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日益成为禁锢人们思想、扼制个性发展、阻碍社会发展的桎梏,成为中国近代道德革命的主要对象。”[1]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进步,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中华民族伦理觉悟的结果。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新陈代谢的历史过程。这一社会历史转型过程,仍然有待继续和深入,仍然在远未完成转型的进程之中。现时代我们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研究,不但要着眼于如何增强,更要着眼于继续有所改造、更新和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本土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事业,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当然也不至于把东亚模式悬为鹄的,而是充分体现世界现代文明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交汇融合推陈出新的现代中国模式,是创造性的发展。在当代中国社会里,继续以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作为社会行为规范标准,显然是不合适的。一《荀子礼论》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三本”之中,“天地”与“先祖”更多是表达对社会构成条件的认知,“君师”才是维持社会管理秩序的威权代表。中国传统社会中,君王享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圣人则代表教化百姓的伦理权威。这两个层面相互为用,紧密联结,称为“君师合一”,也就是伦理与政治合一。儒家伦理讲求的“内圣外王”之道,就是“君师合一”的理论体系,即“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的基本构架。孔子学说的中心范畴是“仁”和“礼”,讲“仁”往往是为了释“礼”。时贤在诠释孔子儒学思想的问题上,常常见“仁”不见“礼”,或扬“仁”而蔽“礼”,未免失于偏。在孔子儒学理论体系中,“礼”与“仁”两者的关系是紧密联结、相互统一的,并不矛盾[2]。当然两者有表里、轻重之别。“礼”属于外部制约,“仁”属于内心自觉。“礼”讲的是客观的社会规范,“仁”讲的是主观的个人修养。后者即所谓“仁”学,或曰“内圣”之学;前者即所谓“礼”学,或曰“外王”之学。孔子提出并且身体力行地实践“修己以安百姓”的主张,明确把内在的道德人格修养同外在的社会事功两者联系起来。“内圣”与“外王”之间,在孔子那里两者是浑然一体的。孔子而后,儒学判然分为“内圣”与“外王”两途。孟子继承曾参、子思,重在个人修养,发展出“内圣”一派。孟子所反复宣讲的性善论、养气论、仁政论,等等,都是属于“内圣”一脉的修为。孟子的人性论,以理性的自律和实践,倡导人类发展道德自觉,有其可贵的价值。但这一派至后来的宋明理学家程、朱、陆、王,更援佛入儒,奢求修养自足,习于空谈义理。与孟子殊途的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则是明确地将“礼”作为自己学说的核心观念,所强调的是“隆君师”、“明分使群”,讲求职分、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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