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程序——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作者:蒋洪川 刊名:才智 上传者:陈杰

【摘要】2010年"两高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规定》),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首次引入我国刑事诉讼领域。随后,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第二次修改正式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纳入我国刑事诉讼法典,并在当年年底先后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最高检规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刑诉法解释》)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程序进一步完善。至此,正式建立起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对完整、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适用程序。然而,受制于我国司法体制、诉讼模式等深层次问题及某些具体制度上的硬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未来刑事诉讼中的实践效果恐怕会不尽如人意。因此,学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已经开始从理论层面更多地转向规则适用层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笔者草就此文,主要从现行法适用角度论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程序及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完善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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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起源于美国,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规定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宪法判例据此推定出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对非法取得的供述与非法搜查和扣押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证据采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基于正当法律程序和人权保障的价值理念而在世界范围内得已普遍确立的,其作用在于控制公权力,严格限制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强化被告人的防御力量,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从而实现司法公正。一、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程序概述美国通过判例最早确立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非法证据的审查排除程序上已经相当成熟,值得我国借鉴。由于美国的刑事司法体制采取的是一种实体性裁判与程序性裁判严格分离的“二元式结构”,即法官负责法律适用问题的裁判,陪审团则享有对事实问题的裁断权,而且实体性裁判与程序性裁判是在独立且分离的诉讼阶段完成的。而非法证据排除的核心思想在于保证陪审团的心证不受非法证据的污染。因此,美国一般通过独立的审前动议和“证据禁止之听证”程序(suppressionhearing)来解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在这种“二元式结构”下,陪审团能够远离非法证据,作为事实裁判者的心证在程序上因此而得到保护。其主要程序如下:(1)启动主体和方式在奉行当事人主义的美国,控辩双方主导证据的提出和调查程序,法官消极居中裁判,没有收集调查证据的权力,更不参与辩论。因此,在美国刑事诉讼中,只能由当事人提出动议,法官无权主动启动某一证据之禁止程序。具体程序是,当事人以书面方式向法官提出申请,说明申请的理由并引用相关的判例和成文法,并对案件作简要的法律分析。(2)审查主体由专业法官对证据的可采性进行审查和决定是否予以排除。在美国实体性裁判与程序性裁判严格分离的“二元式结构”中,由法官处理审判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和程序性争议,陪审团则负责对案件事实问题和实体性争议作出裁断。而非法证据的审查排除主要是对证据可采性的审查,涉及复杂的法律适用问题,只有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法官才有能力、有资格对相关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也只有这样,才能将非法证据与案件的实体裁判者隔离开来,使实体裁判者的心证免受非法证据的污染。(3)审查方式美国是典型的对抗式诉讼结构,对证据的提出和事实的调查是通过控辩双方的言辞交锋、以攻击和防御的形式进行的;他们相信,控辩双方的理性辩论和言辞交锋是发现案件真相的最佳手段。在非法证据的审查排除程序中也不例外,法官依当事人的申请启动独立的证据禁止之听证程序,在正当法律程序的控制下由控辩双方就相关证据的合法性展开辩论和质证;在有证人出庭作证时,允许控辩双方对证人交叉询问,最终由法官根据控辩双方的辩论、质证情况对该证据的可采性作出裁决。(4)证明责任原则上,控方应对其用以指控犯罪的证据来源的合法性承担证明责任,否则,在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须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具体而言,美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侧重于非法搜查、扣押的实物证据。如果警察的搜查、扣押有法官签发的令状为依据,被告需对该搜查、扣押行为违反了宪法第四修正案承担证明责任;否则,检察官需证明搜查、扣押行为的合法性。若被告人以自白非出于自愿为由主张予以排除的,控方须就被告人的供述出于自愿承担证明责任。(5)证明标准美国刑事诉讼的一般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但基于证据可采性对于具体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特殊作用,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采取了低于一般证明标准的立法例。这主要是考虑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平衡。具体而言,一般情况下,提出动议的被告一方或者控方需要承担证明责任时,其证明标准均为优势证据。但在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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