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对照与反思:从《革命·启蒙·抒情》谈起

作者:丁文 刊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上传者:陈昭羽

【摘要】《革命·启蒙·抒情——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学思录》是由台湾学者编辑的访谈集,"以域外学者的研究为采访重点",对海外学人研究经验的介绍恰恰与大陆的现代文学史研究形成一种对照,大陆语境中的读者正好借来获得深思的机遇,可以看到许多先前不曾认识到的自身的缺失,找到解决问题、走出困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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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郑文惠、颜健富主编的《革命启蒙抒情》一书由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公司出版,它的副标题是“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学思录”。阅读此书的过程仿佛是一种“对照记”,近年来台湾近现代文学研究界表现活跃,其开阔视野使本书“以域外学者的研究为采访重点”,虽然在编者是出于编排“策略”考虑1,但大陆语境中的读者却正好借由这本台湾学者编辑的访谈集来获得深思的机遇,看到许多先前不曾如此清晰的自我面影,并尝试去解决自身的种种困惑。不可否认,对于海外学者,即便是那些耳熟能详的人物,我们也多还停留在只闻其名而不知其书的阶段。同时,此岸的声音也很难被对岸听见,真正激荡思维火花的学术交流根本无从谈起。大陆学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淡漠与隔绝的原因:我们的问题在于“不了解别人,也很少去研究别人”2。想象中,海外汉学的场面当是闹热喧腾的,但至少从本书看来,他们的思路与我们想象的并不一样:他们相当重视报刊等基本史料;运用理论不赶时髦,而是选择最心仪、最合适的,要求学生不要“亦步亦趋地跟随既有的研究方向”3;强调好论文就是能谈出新东西,要与研究对象保持心灵对话……这些研究品质本是无论身处何处的学者都应该共同遵循的,原先的猜想只反映出我们因不了解而产生的盲目。造成这种陌生与隔绝的原因,首先是外语程度不充分。有学者针对西方研究者提出要“更重视研究者的语言训练”4,这一提议对大陆青年学人同样极富建设性。此外,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界与海外同行的沟通缺乏一种共享平台,“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理念只是口号而已。心理上的人为设限同样是造成隔绝的重要原因。我们始终未脱一种“合群的自大”,例如研究综述与参考文献中,海外成果往往只是锦上添花的点缀。颇为奇特的是,一方面我们忽略着海外研究,主动舍弃了不少本可以拓展与启迪自我的机会,另一方面却又在盲目挪借海外理论时显出荒腔走板。美国汉学早在大陆或台湾尚处政局紧张对峙之际便已开启进展,故能取得值得重视的成就,其强烈的理论色彩使得起步较晚的大陆学界往往目眩神迷,表现得无所适从。西方理论进入大陆学界的明显时差只是这种茫然状态的一种表象:如海外开始思考如何挖掘中国文学的传统理论资源之时,我们该如何拿来西方仍然被无限期地搁置在议程表上;当我们仍然强调文学史的“民族国家史观”时,海外汉学已经从哲学层面反思这一提法的脉络与偏颇。大陆语境中的学人仿佛已经不太习惯权威话语的消解,一旦旧有的文学史线性线索被告知是可疑的,便会匆忙地选择或拼凑一些外来理论以填补叙述中的文气不畅。因而理论运用更多的是一种片断式截选与拼接,至于如何正确理解诸般理论的优势与局限、以清醒的姿态选择与建构属于自我的体系,或是让理论之间互相碰撞以产生新的理论,一时间都还显得遥遥无期。大陆的专业设置容易造成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井水不犯河水,选择现代文学的年轻学者们很容易出现文言文水平不高、古典文化底蕴有限的短板,却很难跳脱出“三十年”的狭小领地。有学者认为要从长远考虑重走传统的文史哲结合的老路,让研究者真正具有平视研究对象的资格。本书一些资深学者身兼二任,跨越不同研究领域的轨迹,向人昭示了一种局部突破的可能。一些学者出身于古代文学,后来自然接触到近现代文学的议题,另有一些学者不满足于囿于范围有限的现代作品而上溯到古典文学,这类或“顺”或“逆”的延展,正展示着一种相对全面的思考模式。研究者在古代文学资源的浇灌培育下,有可能对现代文本获得深一层的理解,借助其他学科的思维方法来窥探文本的秘密,而跨越古今文学藩篱,将现代文学纳入到中国文学传统中考察,更有可能突破本学科的瓶颈。再来省思始终倍受学界质疑的学科起点与断代问题,会发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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