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间的冲突

作者:郭晓欢 刊名:三明学院学报 上传者:梁颂梅

【摘要】法律实践中普遍存在着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矛盾。无论是民法还是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法的确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抉择是司法者难以避免的问题,具体体现为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之间的矛盾。形式正义在国际私法领域也称为冲突正义,它要求法官严格遵守法律规则办案。在一般情况下,维护形式正义就意味着实质正义的实现,因此,法律规则体系的稳定性、连续性不可随意破坏。然而,当绝对遵守法律规则将在特殊案件中导致实质不正义的结果时,法官应把握法的精神与主旨,合理发挥自由裁量权,灵活运用法律原则,维护实质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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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法律诞生以来,关于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衡平的探讨不绝于耳。正如勒内戴维所言:“在所有国家存在着并将永远存在着两种正义之间的矛盾:其一,法律必须保持确定性与可预见性;其二,法律必须足够灵活以便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此种矛盾贯穿各个法律部门体系,其实质是法的确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冲突,在国内民商事司法实践中表现为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之间的矛盾,而在国际私法的司法实践中则表现规则与方法之间的矛盾。一、法律的含义四川泸州遗赠案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是其在法学界产生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却历久弥新,值得每一个法律人思考与探索。要言之,该案情如下:四川省泸州市黄某(男)与蒋某(女)于1963年结婚,收养一子。1996年,黄某与比其小近30岁的张某相识并在外租房公开同居。2000年9月,黄某与蒋某将蒋某名下的一套补偿性住房出售,取得近8万元卖房款,并将其中3万赠与养子。2001年4月黄某立下书面遗嘱,将其所得的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和卖房所得款的一半及自己的手机等全部赠与张某。同月,黄某因病去世。由于蒋某干预遗赠的执行,张某诉至纳溪区人民法院,请求执行遗嘱。根据《继承法》第16条的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与国家、集体或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黄某的遗赠行为具有形式有效性,并根据第5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张某可以在黄某死后取得遗赠。然而,《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第58条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一审法院依此规定认定黄某的遗赠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公共秩序,应属无效行为,对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驳回了原告的诉讼。二审法院以“损害社会公德”、“遗赠行为无效”为由,驳回了张某要求取得遗赠的上诉。《民法通则》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其中的“法律”是指什么?首先,从制定法中寻找解释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4条规定: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以上规定在法律适用上将《民法通则》第58条中的“法律”解释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所谓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一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的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的禁止性规范,二是指虽没有明确规定合同无效或不成立的后果,但违反规范会导致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后果的行为将无效或不成立的禁止性规范。其次,从法的精神出发研究法的渊源。法律是否仅仅是指法律规则?依法办案是否等同于依“法条”办案?如前文所述,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认定民事行为无效的重要依据之一是民事行为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与《民法通则》第7条关于“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规定相得益彰,意在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充分体现了法律的精神实质。二、为何弃规则而用原则法律规则划定人的行为界限并调整人的行为活动,有其确定的、具体的形式。法律原则是法律的本质和特征的集中体现,是最一般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判断准则,是抽象的,对法律规则起着纠错和补漏的作用。在四川泸州遗赠案中,法官为何不用《继承法》的规定,而依据《民法通则》中的原则性规定进行判决?实际上,抽象与具体仅仅是相对的概念,原则被具体化可以成为规则,规则背后的抽象理念可以形成原则。[1](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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