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晏子春秋》的著作性质

作者:刘文斌 刊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上传者:吴惠宁

【摘要】通过对《晏子春秋》材料逐章分析,作者发现其材料共来自三个方面——古史、民间传说和编订者自己的思想理念。又通过深入探讨最初人们记录事件、传播人物轶事的动机,论定:《晏子春秋》既非"历史小说",也不是"传说故事集",而是一部我国最早的独具特色的历史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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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晏子春秋》的著作性质,前人有所争议:唐代柳宗元之前,人们普遍将其视为儒家著作[1];柳宗元则提出了墨家说[2];而清代《四库全书》将其归入史部传记类[3]。新中国成立后,研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人们普遍认为其属于“记叙文学类”[4]作品,但对于其具体的著作属性仍有不同的意见。董治安认为它是“一部接近历史小说的散文著作”[5],谭家健认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集中刻划一位人物的传记性著作”,属“传记文学或历史故事一类”[6],孙绿怡则认为“《晏子春秋》既非编年纪事,又非语录体、问答体散文,而是一部记叙人物生平轶事及各种传说、趣闻、笑话的故事汇编最早的人物传说故事集”[7]。那么,应该如何论定《晏子春秋》的著作性质呢?笔者认为:逐一分析《晏子春秋》的每一章材料,全面统计各类材料在著作中的比例,并努力深入到人们最初记录事件、传播人物轶事的动机,来判断作者使用这些材料编成著作的目的,应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晏子春秋》并非子书,其主要内容和作者的编写动机都不是阐发系统的思想,而在于记述重要人物的言行轶事,塑造其形象,进而体现其历史作用。全书共八篇215章,其中记述晏婴劝谏景公、与记言体子书相近的内容不超过90章,仅占全书大约五分之二的篇幅;而大量的内容是记述晏婴的生活轶事,表现其道德修养、政事和外交上的卓越才干,表现其政治地位和历史作用。且即使从晏子与景公对话的所谓“论”的内容看,也只是涉及到他处理日常政务和规劝引导君王修身的见解,并没有形成系统的自成一家的思想,仍可将它看作是记述晏子言行轶事中的“言”的内容,不出“记”的范围。所以,《晏子春秋》是一部记述重要人物言行轶事,体现其历史作用的记叙类著作[8]。笔者曾对《晏子春秋》全部材料进行过细致分析,发现《晏子春秋》材料并非出于同一来源,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材料出自古史。这种材料记述笔法平实、古朴,无夸张、无虚构,多为晏子回答君王具体政治疑问的记录,内容较可信;文中经常出现古字、古意,内容往往涉及古齐地名,所记多与《左传》等先秦古籍相合,如:景公出游,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舞,遵海而南,至于琅琊。寡人何修,则夫先王之游?”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问也!闻天子之诸侯为巡狩,诸侯之天子为述职。故春省耕而补不足者谓之游,秋省实而助不给者谓之豫。夏谚曰:‘吾君不游,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今君之游不然,师行而粮食,贫苦不补,劳者不息。夫从南历时而不反谓之流,从下而不反谓之连,从兽而不归谓之荒,从乐而不归谓之亡。古者圣王无流连之游,荒亡之行。”公曰:“善。”命吏计公掌之粟,藉长幼贫氓之数。吏所委发廪出粟,以予贫民者三千钟。公所身见癃老者七十人,振赡之,然后归也。(《内问下》一)这段文字在《孟子梁惠王下》也有大体一致的记载。[9]据于省吾先生考证:“焦循谓:之芣即转附,朝舞即成山。于钦《齐乘》谓:召石山在文登之东。朝、召古通,舞、石声近。”[10]可以证明它大体来自古史。这类记载在《晏子春秋》中大约有102章,约占全部内容的47%。而在记录形式上,记言占90章,记事占12章。从分布来看,“内问”中最多,全部60章中有55章;而在“内谏”和“内杂”中,分别在50章中有18章和60章中有22章,都达到了相关篇内容的三分之一以上。相比来看,这部分内容在“外篇”中最少:“外七”27章仅占4章;“外八”18章仅占3章。《晏子春秋》中还有一部分材料,则明显地体现出源于民间传说,经过后人不断加工改造的痕迹,表现在内容上有明显的夸张和虚构的特点,其中的正面人物往往道德高尚,才能超绝,作为其陪衬的人物,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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