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死不救罪”的立法必要性之思考

作者:党晓慧 刊名:内蒙古电大学刊 上传者:杨小平

【摘要】在《刑法》中增设“见死不救”罪具有立法依据,是道德的保障和提升。应把“见死不救”罪设定在国家公职人员、专业救助机构和普通公民层面。实际操作中要考虑构成要件、证据采集、刑罚的形式与裁量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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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6 - 04 - 15 [作者简介]党晓慧(1985~) ,女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 2005 级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 “见死不救罪”的立法必要性之思考 党晓慧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 ,四川 绵阳 621010) [摘  要] 在《刑法》中增设“见死不救”罪具有立法依据 ,是道德的保障和提升。应把“见死不救”罪设定在国家公职人 员、专业救助机构和普通公民层面。实际操作中要考虑构成要件、证据采集、刑罚的形式与裁量等因素。 [关键词] 见死不救罪  立法可行性  具体定罪  具体操作模式 [中图分类号] D9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 - 3473(2007) 02 - 0025 - 02   自从在 2001 年的全国人代会上 ,有 32 名代表就增加刑法罪名提出议案 ,建议《刑法》增加新罪名 :“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以来 ,对见死不救的行为是诉诸法律 ,还是重建道德的讨论一直都在激烈的进行中。“见死不救”事件屡屡发生一再表明 ,这一社会问题 ,仅仅靠道德的约束和有限的法律责任是远远不够的 ,惟有施以全面的法律手段 ,方能惩治这种具有极大社会危害性质的冷漠和怠责行为。 一、法律对道德的保障与提升 纵观中国古代各封建王朝在立法过程中 ,既坚决地贯彻了儒家伦理的基本原则 ,同时 ,又根据“俗情”和时局的发展变化 ,以修律、编敕、编例等形式对前代或当朝的法律有所损益 ,将其尚不完善的地方加以补充或修改 ,使法律“一准于礼”。我国《唐律》就曾规定 :有强盗或杀人案发生 ,见呼告而不救助者 ,杖一百 ,闻而不救者杖九十。而现在面对见死不救这种社会丑恶现象 ,更应打破法律上的缄默 ,在《刑法》中设立“见死不救罪”。 在埃及 ,法律规定 :对有能力而拒绝向危难者提供帮助的人处以一年监禁和罚款最少 1000 埃及镑的处罚。而我国这些年来因“见死不救”而引发的悲剧、惨剧不少 ,它已不只是一个道德罪行而更是具有极大社会危害性质的怠责行为。保护每个公民的生命和财产 ,是国家的法定责任之一 ,用法律惩治“见死不救”是正本清源之举。每个公民应当对自己义务范围内的危险情势负有义不容辞的救助义务 ,这种责任应该提升到法律的层面上。 当某种道德原则超出了它的作用范围和运行手段时 ,一个社会的法律必然难以获得它应有的信仰 ,美国比较法学家和法制史学家伯尔曼曾经说过 :“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形同虚设”[1]P28 。法律作为调整人们的行为规范的经过规范的程 序 ,具有确定性和保障性 ,这与道德解释的随意性 ,不可预测性与依靠内心的自律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因此法律在当今的法治社会里 ,必须被信仰 ,在社会的各种规范中占据主导地位 ,否则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影响社会的正常运作。 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两大治国方略的时候 ,法治与德治两种治国理念在一定的程度上产生了众多的矛盾与冲突 ,究竟是谁占主导地位 ,究竟各自的调节范围在哪里分界 ,究竟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又应该如何把握与处理 ,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从立法到司法、执法 ,从国家导向到社会意识、公众舆论都很难有非常明晰而又准确的理解和操作 ,因此在许多社会现象萌生时我们各持己见 ,争执不下 ,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大范围内的讨论与激辩。通过立法手段 ,以法律规范形式确认和吸收某些道德标准 , 使之成为法律标准 ,从而推进法律目标的实现。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例如 ,我国《宪法》规定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 ,《民商法》确认交易活动中诚实信用的道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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