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领袖和革命家的第二次握手

资源类型:pdf 资源大小:737.00KB 文档分类:政治、法律 上传者:张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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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段苏权  李杰  段洙萍 

【出版日期】1994-03-15

【刊名】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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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贺龙、肖克、王震、关向应、甘泗淇同志,是我党著名的领袖人物和革命家。他们是湘赣苏区与黔东苏区两大根据地的创建者,同时又是红六军团和红三军的创始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曾在他们直接领导下工作战斗。1937年9月间,由于历史造成的变故,我在山西抗日前线与他们重逢,别而又聚,给我留下了一段难忘的回忆。“开过追悼会再去抗日很有意义”1937年8月,“七七事变”刚过,国内形势发生骤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东渡黄河,挺进华北,以武装斗争揭开了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序幕。这时,我因伤病还在湖南茶陵家乡养伤。此时尽管国共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举国上下的抗战情绪非常高涨,但在交通和信息比较闭塞的茶陵,人们对反共的白色恐怖依然心有余悸。为躲避敌人的追捕,我不得不白天出门,夜不归宿,终日东躲西藏。一天,我听说过去一起参加革命的严圹樟里战友谭毛苟从北边回来了,就专程前往他家了解情况。我在他家住了两天,彼此谈得眉飞色舞。谭毛苟原来是红六军团政治部巡视员,以后随部队长征去了西北。在途中,他因病掉队,被东北军俘虏,后来当了勤务兵。“七七事变”后,他请假回到家乡,打算不再回东北军。他还告诉我,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打垮东北军的进攻,释放俘虏,做东北军的工作,促成“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红军现在都在陕北延安一带。谭毛苟带来的消息,使我激动不已,启开了我久已埋藏心中找党找部队的愿望。经过他仔细盘算,我请父亲从亲戚家借得34元钱,我借了谭毛苟的准假证和军服、臂章,决定从速起程。不料父亲四处借钱,惊动了乡里,消息泄露出去,引起敌人注意。我临行那天,伪县政府派了3个持枪的士兵来拘捕,幸好我和父亲早起出门,经塔前去茶陵县城,敌人扑了空。士兵在我家到处搜查,邻居段普荀夫妇急中生智,支唔搪塞说:“他到鱼舫头上学去了吧!”就这样,士兵朝鱼舫头追去,父亲伴着我一跛一拐地走到县城。当夜,我和父亲借住在王家祠段光烈先生家,安安静静地度过一个夜晚。翌日清晨,父亲送我搭上去醴陵的公共汽车。分手时,他老人家满怀期望与我含泪告别,从此我们父子再没见面。到醴陵后,我又转车去长沙,经长沙,搭上北去的火车。我原计划直接去延安。走到郑州,从小报上得知,八路军已开赴山西与日军作战,逐决定改路经风陵渡去太原。在火车上,沿途可见从北边来的难民、伤兵和逃兵,他们衣衫褴褛,惊慌失措,呻吟尖叫,样子很惨。我坐在北去的列车上,车厢里空空如也,而此刻南下的列车却拥挤不堪,乱作一团。9月u日,我到了太原。下火车打听到八路军办事处的地址,是在原太原市成成中学。找到地方后,因怕有误,开始没敢过去,躲在附近一条斜路上观察。办事处是一个不大的院子,里面是灰砖平房,院门口有卫兵站岗,身穿灰色军装,头戴青天白日帽徽。开始我见到青天白日帽徽,以为自己找错了地方,误闯到国民党的某个机关来了,下意识地退了300余米。后来碰到一辆人力车,便问车夫:“八路军办事处在哪儿?”车夫指指有卫兵的院子说:“就是那个门口,我带你去。”办事处接待我的是一位参谋,他满腹狐疑地上下打量我,然后问:“你找谁?”我说:“找办事处负责同志。”他问:“你是哪个部队的?”我说:“是红六军团的。”参谋马上说;“正好,任粥时主任在这里,你认识他吗?”我连声说;“认识,他是我的老首长。”他说:“那你写个名字吧,我给你递进去。”参谋拿了我的名字进去,刹那间,里面传出话来:“告诉段苏权同志进来。”我和粥时同志确实早就熟悉。1932年10月我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湘赣省委担任宣传部长时,我们就认识,他当时是中央代表、中共湘赣省委书记。那时党省委和团省委都设在江西永新县城,办公地点在一起。1934年8月,红六军团西征去贵州与红三军会合,任据时同志是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肖克、王震同志是副主席,我在六军团政治部担任宣传部长。我听招呼走进办事处的院子,恰好遇见任主任,他吃惊地看着我,脸上露出异常兴奋的神态。在他的引导下,我走进一间屋子。这间屋子里有一张沙发,还有一张四方桌,显然是又办公又吃饭。我在方桌旁的一张凳子上坐下。粥时同志无限感慨地说:“我们以为你已经牺牲了,想不到你还活着。我们从报纸上看到,广播中也听到,龙云同志(红18师师长)被俘,押到长沙被处决;王光泽同志(黔东独立师师长)在四川酉阳被俘,押到西阳龙潭镇,蒋介石亲自下令处决了。唯独你在部队打散后一直没有消息,我们以为你已经被地主武装杀害了。在陕西铜川县陈炉镇红二方面军党代会上,我们悼念牺牲的同志,悼念名单中有龙云、你、王光泽等同志。听说你负伤很重,无法行走,现在是不是好了。”我说:“其它都好了,只是踝子骨打碎了,不能恢复。另外在山洞里躲藏时缺吃少药,左脚感染化脓,冻掉三个脚趾,脚后踉又长了鸡眼,所以行走不便。”粥时同志关切地说:“我看一看。”我脱F鞋和袜子,调时同志看后说:“这种情况行走太困难卜…··”这时外面忽然传来呜——一呜的防空警报声,远处天空渐有飞机的声音。粥时主任让我跟他到外面隐蔽防空,我便跟着他走到一个巷子里。这是由两栋砖房的隔墙夹成的一条巷子,我们停下来翘首仰望,见蔚蓝色的天空中出现了两架中国战斗机和四架日本战斗机。中国战斗机向敌机冲去、开火,敌机盘旋后掉头追赶中国飞机,中国飞机向西南方向飞去。这是太原上空第一次中日两国空战。我们重新回到屋里坐下,任主任点燃一支香烟,开始与我长谈。他语重心长地说,你经过百般周折,现在回到部队,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我很高兴。现在我就革命转变问题同你谈谈。过去,我们的任务是消灭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根据这个革命纲领,我们建立、巩固、扩大了中央苏区。后来又经受了长征的考验。现在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所以我们只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的汉奸卖国贼,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发生了转变……他说,形势的转变,自然是一种极端艰苦的斗争过程,但是胜利前途的可能条件是具备的。滴时同志最后说:“你到前方去,王震、肖克、甘泅淇同志会和你详细谈的,贺师长、关政委也会和你谈的,你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说:“没有了。遵照首长的指示,今后将努力学习,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作战,报答首长对我的殷切希望。”任主任一边点头一边说:“相信。”谈话间,桌上已摆好一盘炒鸡蛋,一碗白菜豆腐汤,一盘馒头。记得,那顿饭我一连吃了四、五个馒头。下午3点钟,一二零师供给部派一辆卡车送军需品去三五九旅,迅时同志让我乘这辆车去三五九旅。分手时他递过一个包裹说:“陈希云同志(一二零师供给部长)送来一套军装,给你。你是开过追悼会再去抗日,很有意义!”我打开一看,是一套灰色斜纹布军装,心中立刻泛起一股暖流,这是党对我的信任啊!同时也联想起在贵州负伤时穿的也是这种军装。1934年我们在湘赣苏区突围前,在江西永新增田、沙市伏击敌人,歼灭侯鹏飞旅,缴获_J”大量灰色斜纹布军装,红六军团就是穿着这种军装踏上了长征之路的。车子开动了,我坐在驾驶室内,回过头来,凝视着老首长迅时同志那慈祥的面孔,恋恋不舍地向他告别。此后,无论抗战的环境多么残酷,只要想起与润时同奋相逢,想起他的教诲,我就充满信心,去迎接新的战斗。“湘赣苏区我们还是要收回来的!”一二零师三五九旅驻在太原市东北的定襄县。我们的卡车驶出太原北门,先向忻口疾驰,经忻州去定襄。一路上迎面不断驶来大大小小的车辆,卡车上装着行装,偶尔也有几辆黑色、红色小卧车,车内多是显贵或官太太、少爷、小姐,一幅落荒而逃的样子。路上行人稀少,偶有国民党军队向南行进,队伍沥沥拉拉,士兵衣冠不整,情绪低沉,有的倒背着枪,有的一手抱着东西,一手抓枪,还有的用枪挑着行李,象是往南撤退的模样。我此刻的心情恰与眼前情景相反,希望车子尽快到达前线,参加抗日,保卫华北。卡车到达忻口后向右转,折向定襄县公路。这里路面狭窄,迎面来的车辆或队伍都要停住相让。入夜,我们驶进河边村,这里是阎锡山的家乡。休息了一会儿,卡车继续北驰。到东冶镇的时候,遇到一支整整齐齐的部队,他们情绪高昂,精神抖擞,有说有笑,和国民党军队截然不同。我下车一打听,才知是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第二营。在一位战士的引导下,我找到营长陈文彬,俩人一见面都兴奋不已。他和我同在茶陵做过共青团工作,后来他参加了湘赣少共国际团(即红十七师五十一团)。他告诉我,他的部队原想去五台,因接到命令又折返回来。陈营长后来在挺进冀中时,与日军作战,不幸殉国。9月”5日,我到了三五九旅/一七同团部。团长刘转连也是我们在茶陵共青团工作的战友。山于战斗频繁,长途跋涉,我们有相当长时间未能见面。这次战友久别重逢,感到格外亲切。刘团长说:“你回来让我太高兴了。对你来说,可以继续为党工作。对党和八路军来说,目前是大发展时期,尤其需要象你这样经过锻炼的干部。”刘团长告诉我,他的部队准备出忻州、峰县,从侧后打击日军,配合正面国民党军保卫太原。9月27日,我到达柏罗镇三五九旅旅部,见到了老首长王震旅长,他见到我特别高兴。他听了我负伤和黔东独立师失利的汇报,表示十分同情和理解,还送给我一匹黄色小马。我们一同行军、宿营。王旅长问:“茶陵还有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挨户团、守望队?碉堡是否还存在?”我说:“红军长征后,国民党正规军大部分尾随追堵,一部分继续“围剿”留下来的部分红军主力和地方武装。挨户团已变成警察。在茶陵的守望队除茶乡外,都不存在了。碉堡虽在却无人看守,名为乡长办公用,其实乡长很少去。”王旅长问:“保甲制度怎么样?”我说:“茶陵的保长不做什么,甲长只是向碉堡报告从苏区或红军中回来人的情况。”王旅长问:“我们留下来的部队还有多少?”我说:“保存多少还不清楚,茶陵县委书记曾无度和县长曾云志牺牲了。茶陵县游击大队的人都牺牲了。”王旅长问:“谭余保同志那里怎么样?”我说:“1935年秋,我父亲住甘拗刘长仔家做小贩时,有一天半夜,湘赣省委书记、司令员兼政委谭余保带三个人来了,不期而遇。谭和我父亲都是大革命时的乡、村农协主席,一见面就谈了较长时间。谭说:‘我们听说苏权同志负伤回家了,现在伤势怎样?’父亲说:‘双脚都难以行动。’谭说:‘你告诉他好好养伤,将来好继续做革命工作。’天亮前,谭就离开了。可见部队剩下不多了。”王旅长又问:“群众情绪怎么样?”我说:“国民党把茶陵县苏维埃的牌子砸掉了,士地革命的果实—一被夺去,自由婚姻被拆散,小学被迫停课,夜校、文化娱乐被禁止,封建迷信复活了,群众觉得比土地革命前更苦了。乡长、土豪劣绅更凶狠,但也有温和一些的。从整个形势看,茶陵处于湘赣苏区边缘,敌人活动较猖撅,情况与其它县不大一样。例如,1931年下1933年期间是茶陵国民党乱快乱杀的大屠杀时期。这时敌人的方针是: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漏网一个。义勇队对共产党员或政治嫌疑者可以随时随地屠杀。1933年至1934年,敌人乱杀稍缓,为清乡时期。这时敌人对共产党员或一般干部,采取“自首自新”的方针和罚金、打板子、找保人、请酒、赔罪等办法压制。1935年至1937年是敌人的善后时期。这时,敌人对重点人搜捕判刑,对一般红军人员则不太注意。群众对从苏区逃难回来或从红军中回来的人都持保护态度,无人检举。对红军中回来的更为谨慎,彼此相见,不打招呼,以避嫌疑。农民照常种田,上市买卖。对乡长、土豪劣绅的压迫、剥削则忍气吞声。失败主义阴影笼罩着茶陵人民,人们内心消极等待,唯盼红军主力回来。总而言之,茶陵的国民党势力强,红军长征后敌人更嚣张。”峰回路转去延安离开三五九旅,我骑马到了苛岚一二零师师部。这是一个地主家的院落。我进4时,师里的几位首长正在研究部署根据地建设问题。肖克、甘泅淇与我一见如故,非常亲热、肖克同志把我介绍给贺龙、关向应同志。贺师长说:“你吃苦了。”我与贺师长是第二次见面了,第一次是在黔东南腰界红六军团和红三军会师大会上听他讲话。一同吃饭时,见到贺师长这样的老军长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对人又平易近人,实夜令人敬佩。肖克同志正在写类似《铁流》的小说,54年以后,《浴血罗霄》出版。肖克同志对红八军、红六军团战术思想和战斗力的提高,以及战斗作风的养成,做出了杰出贡献。我向肖克副师长汇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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