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文化对当代中国法治的影响

作者:魏杰; 刊名:法制博览 上传者:谭剑雄

【摘要】当代法治是人类文明综合发展的产物,一个国家能否走向法治,在相当程度上受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的积极成分对中国法治建设具备正面引导价值,但我们也应抛弃其历史局限性与糟粕成分,古为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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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家文化对当代中国法治的影响 魏 杰 北京市中银( 南京) 律师事务所,江苏 南京 210000 摘 要: 当代法治是人类文明综合发展的产物,一个国家能否走向法治,在相当程度上受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的积极成分对中国法治建设具备正面引导价值,但我们也应抛弃其历史局限性与糟粕成分,古为今用。 关键词: 儒家文化; 德治; 法治; 理性主义; 法治国家中图分类号: D920. 0;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5 -4379 - ( 2017) 12 -0123 -01 作者简介: 魏杰( 1988 - ) ,男,江苏人,本科,北京市中银( 南京) 律师事务所,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刑事法律等业务。 一、积极影响 任何传统文化都有精华和糟粕之分,只能扬弃,而不能简单抛弃。我国悠久历史文化中的积极成分依然对现代法治国家的建设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按照传统儒家思想的“德治”观,主要涉及以下一些标准:1. 道德素质是选官用人的重要指标,为官必须具备较高的道德觉悟。2.“德治”要求官员以身作则、亲身示范,感召万民。3. 儒家重视道德教化对民风的引导作用,防止从心理源头上犯罪。 [1] 当然,此处儒家的“德治”应该是被摒弃了其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的“德治”,是被批判地抛弃了不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错误内容的“德治”,是对古代儒家 “德治”思想中的合理的、正确的成分的继承。 儒家学说不仅没有完全否定法律,反而还将德政作为保障法律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孟子认为: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即单纯的善德不足以处理国家事务,法令也不可能使自己生效,治理国家必须把善政与颁行法令结合起来。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思想,至今依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二、消极影响 儒家文化中可能成为制约中国法治的因素我们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泛道德主义、对权力缺乏制约、理 性精神的缺位等。 ( 一) 泛道德主义的错误倾向,不利于法制建设从社会综合治理体系来看,道德和法律都是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它们彼此在各自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道德属于软约束,靠人们的自觉及良心得以实现,自律性明显,其功能是为了扬善。与之不同的是,法律以国家权威与强制力为后盾,属于硬性约束,其功能是为了惩恶。两者虽然用力方向与着眼点不同,但在维系社会稳定方面具备一致性,只是由于各自本质存在差异,所起的具体作用不同,因而就无法互相代替。一旦道德与法律混淆,势必延误与耽搁立法建设,不利于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所以道德要想正确发挥其作用,就必须以健全的法律为基础。反过来,道德的完善又为法治的健全提供了德文化的氛围。 ( 二) 严重忽视了平等权 儒家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等级秩序,严重束缚了人们对平等权追寻的手脚。实际上,人性向善往往以制度设计与法律约束为保障,否则异化变味的“善性” 容易导致民众对监督与制约权力的“惰性”。在缺乏权力制约观念的环境中谈法治意义不大。 当代社会,群众已经越来越清醒意识到不受制约的司法权也容易滋生腐败。司法机关在行使权力的时候相互制约,但却受人大的监督。但法治具有局限性,制度漏洞与真空在所难免。法律与制度对某些权力的制约机制不健全,滥用权力和侵犯个体权利的可能依然存在。所以,健全权力的制约机制就成了迈向法治 的必由之路。 ( 三) 儒家文化阻碍了理性精神的发展 提倡法治恰恰是理性精神核心价值观之一。理性主义倡导形式平等,任何人都不得享有超越法律而不受制裁的特权。 [2]此外,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是保持权力制衡的重要制度考虑。这就必然要求人人平等与司法独立,而儒家所推崇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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