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政治哲学维度

作者:李建华; 刊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上传者:王军

【摘要】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充分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植根于我国深厚的政治文化传统,与现代政治文明理念高度契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新的里程碑.作为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建立在坚实的政治哲学基础之上,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逻辑起点,民本与民主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认识前提,廉政与廉洁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谋求的政治生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是其实践智慧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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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地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国家治理、社会发展、政党建设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思想。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充分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植根于我国深厚的政治文化传统,与现代政治文明理念高度契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新的里程碑。作为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建立在坚实的政治哲学基础之上,内涵丰富。一、国家与社会: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逻辑起点如何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治国理政的核心问题,也是政治哲学的理论焦点。无论是强国家、弱社会,还是弱国家、强社会,都无法满足现代国家建设的需求,而且必然导致社会失序。我们曾试图将社会置于国家权力的统摄之下,施行以计划经济为标志的国家管理模式。这种权力安排具有效率高、社会资源统筹能力强等特点,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发展,这一模式逐渐显露出一些弊端,由于权力主体的单一性,其无法对社会的复杂状况和诉求作出及时有效的调整与回应,这就产生了优化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内在需求。要优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就必须澄清国家与社会的本质联系,阐明两者关系的应然状态。马克思对这一问题有着深刻的洞见。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国家社会理论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指明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本质。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充满了私人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无法在社会层面得到调和,只能诉诸更高的实体,即国家。国家是市民社会利益的统一,代表了绝对精神,所以从家庭、市民社会走向国家存在着“外在必然性”。[1]5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对“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分,但也指出其将国家置于市民社会之上、将后者作为前者附属的观点颠倒了两者的实质关系。而且如果将国家和市民社会全然割裂,还会导致个人身份的二重对立。每个人既是市民又是国家的公民,如果不能解决国家的“外在必然性”与“内在目的”的二律背反,那么就无法消解社会成员的外在规定与内在规定间的冲突。马克思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存在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的构成部分,是意志的现实的精神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存在方式”[1]11。因此,国家与社会应该有机统一,国家制度安排必须反映人民的具体实在性,国家原则不应成为人民的外在规定。西方政治哲学理论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从以社会取代国家到倡导社会与国家各尽其责、各守边界的演变过程。自洛克以降,西方政治哲学理论特别是自由主义理论将国家的形成理解为社会契约达成的结果,强调个人的实体性,着眼于维护个人权利。他们认为国家权力天然地对个人权利构成挑战,希望通过建立小政府以压缩国家权力的空间。但自由主义国家关于“守夜人”政府的谋划暴露了严重的问题。国家权力的弱化导致其无法有效配置社会资源,面对市场失灵而往往束手无策,缺乏为公民提供充分保障的能力。西方数次经济危机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已证明了“小政府”的乏力。以凯恩斯主义为标志,现代政治哲学理论开始逐渐承认和重视国家对于社会的调节作用。罗尔斯等学者认为国家应为正义的实现提供基本的社会制度框架,国家干预是防止社会群体分化的有效手段。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社会理论,汲取了现代政治哲学的先进观念,是现代治理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方针,这意味着社会从一元管理向多元共治的转型。由管理迈向治理是当前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势。政治学学者们普遍认为,治理是实现政治民主的根本途径,是维护人民基本权利的重要手段,也是弥补政府理性不足的有效方式。民主的要义在于以人民的意志行使公共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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