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发性与建构性的互动实践——关于市场秩序形成机制的研究

作者:白乙辰; 刊名:社会学评论 上传者:龙银芳

【摘要】在有关市场秩序形成机制的理论传统中,存在自发论和建构论的二元对立.立足中国社会市场化转型的特殊经验,也形成了一批富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创见.本文将在梳理市场秩序形成的自发论、建构论以及本土经验论三种理论逻辑的基础之上,提出一个整合自发性与建构性的互动实践框架,用于分析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经验历程.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自发性与建构性两种力量以不同的互动关系机制塑造了实践中的市场秩序形态.在市场秩序的兴起阶段,存在民间自发主体的规则创新与官方建构主体的立法确认二者之间的前后相继;在市场秩序的拓展阶段,存在以市场效率为导向的优胜劣汰与以政治偏好为导向的地方规划两种制度选择机制的左右互搏;在市场秩序的变革阶段,存在地方政府突破体制壁垒的制度创新与企业重塑市场惯习的规则创新之间的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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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如何描述并解释这一社会变迁的经验历程,是当今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共同的问题关怀和理论源泉。当前的学术界都致力于建构一个精致的理论模型,用于阐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经验,从而为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市场化改革提供借鉴和指导。面对相同的历史经验,基于不同的理论背景,学者们可能给出不同的知识方案。笔者认为,单纯判断是自发性还是建构性在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或者构建一个自发性与建构性交替占据主导地位的时空模型,都是理论逻辑压倒实践逻辑的表现。在真实的历史经验中,必然同时存在自发性与建构性两种行动力量,并且二者之间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着,而是必然相互交错缠结在一起,从而产生独立于自发性与建构性之外的第三种效应。因此,以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本身为研究对象,在具体的历史社会环境中,理清二者之间的互动实践逻辑,有助于我们更加贴近现实经验地理解市场秩序的形成这一制度变迁过程,从而对中国社会转型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做出更加精准的知识回应。 一、问题的提出:市场秩序何以可能?市场,既指一种有形的交易场所,又指一种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即市场经济。秩序内含规则及其遵从。市场秩序,也就意味着有关市场的行为规则系统及其所型构的社会成员之间彼此协调的行动安排。于是,关于“市场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实际上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市场的运行依靠何种有效的规则治理达到井然有序的状态?其次,当前这种有序的市场运行状态及其规则治理机制是如何历史地形成的?亚当斯密认为,市场秩序是在人的自利本性和市场逻辑的作用下自然达成的。在市场机制这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个体的自利行动最终将汇聚成整体的社会秩序和公共福利。(斯密,1972:112)市场是一个自发调节的经济运行系统,国家的作用是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除此之外还少不了道德情操的作用。但是,关于市场机制是如何在一个非市场的环境中孕育出来,并逐步演化成稳定而有序的市场经济社会,斯密并没有给出答案。哈耶克(2014b:19)提出了自发秩序理论。他认为,错综复杂而又井然有序的人类社会秩序,并不是全知全能的人设计出来的,而是无知的人们在自我意图的驱使下,依据抽象规则各自行动,并彼此协调起来的结果。个体在不断试错中偶然发现某种应对环境的新的行为规则,新规则帮助群体赢得生存竞争,从而扩散形成新秩序。除此之外,人类社会中还存在一种人为建构的秩序凭借理性设计集体的行动规则。哈耶克强调,人为秩序必须遵从自发形成的规则。可见,哈耶克的理论建构填补了斯密在市场秩序形成过程上的空白。波兰尼(2007)反对市场秩序是自发形成和自我调节的观点,认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生是国家建构的结果。在国家强制力量的推动下,劳动力、土地、货币从其深深嵌入的社会关系、文化意义中抽离出来,迅速实现商品化。市场的脱嵌和市场逻辑的无限扩张引发社会的抵抗。波兰尼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事实经验出发得出结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秩序是人为设计、有计划行动的产物,但随后出现的对于自由市场逻辑的抵制,却是自发的社会现象。诺思(2008)的制度变迁模型提供了一个探讨市场秩序转型的理论框架。制度是一系列人所发明设计的,用于约束人之行动与交往的规则。制度变迁呈现为以高效制度取代低效制度。民间自发的制度创新时常陷入搭便车困境,因此诺思认为制度创新往往需要精英的理性构建。后期诺思又将意识形态、心智模式等变量纳入模型,用于解释制度锁定和路径依赖现象。需要注意的是,诺思所论及的人为建构性,是承认国家通过产权制度设计而建构市场秩序,与国家通过行政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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