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二三事

资源类型:pdf 资源大小:170.00KB 文档分类:历史、地理 上传者:白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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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涌 

【出版日期】2001-05-24

【刊名】人民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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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原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第二、三、四届政协主席刘仁同志,是一位 1927年入党的老同志,在北平解放前夕,他指挥地下党,配合人民解放军,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重大贡献。解放后,他长期在北京市担任领导职务。在“文化大革命”中刘仁和北京市其他领导同志被关进了监狱,长期镣铐加身,遭受凌辱,于 1973年 10月 26日被迫害致死。   我与刘仁早在 1938年延安中共党校时就相识,那时我在 29班学习(任党支部委员),刘仁任党校秘书长和 19班班主任。解放后,我先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 1956年 11月调到市委担任政法工作部部长,在此期间,刘仁同志担任市委第二书记,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从 1949年起,刘仁就协助彭真、叶剑英与罗瑞卿、谭政文等领导同志一起抓首都的公安工作。 1951年他担任市委副书记后正式分管公安工作。   北平解放初期,社会秩序非常混乱,国民党和美国特务的活动特别猖狂。国民党曾专门派遣了一批行动特务潜入北平搞暗杀活动。聂荣臻同志的座车在北海桥头曾遭埋伏在那里的特务打黑枪,子弹击碎了车窗玻璃,幸亏聂荣臻同志没有在车里。解放前曾在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家安放炸弹炸伤何思源、炸死他小女儿的台湾保密局特务段云鹏,在解放初又被派回来,秘密策划暗杀郭沫若,并且刺探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地点和毛泽东的坐车牌号。 1950年国庆节前夕,美国间谍李安东(意大利人)、山口隆一(日本人)曾策划在国庆节庆典举行时炮轰天安门城楼,谋害我国家领导人。   我北京市公安机关在谭政文局长的主持下,从一解放就不断地进行着摧毁美蒋潜伏特务组织的斗争。在此基础上,遵照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精神,北京市于 1950年 10月部署,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从 1950年 10月至 1952年年底,北京市共逮捕反革命分子 3506名,大张旗鼓地分四批集中处决了反革命分子 940名。被处决的这些反革命分子,都是双手沾满了革命志士的鲜血、对人民欠下了血债、罪不容赦的罪大恶极分子。这些案件都经过反复审讯定案,并由市各界人民代表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和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分组审议,最后报请市委审批。彭真同志委托刘仁代表市委具体负责审批工作。当时组织了以刘仁为首的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审查委员会。凡属重大案件,刘仁都详细阅卷,亲听汇报,查证材料,经常亲临第一线,确有把握后才提交市委开会审议批准。   “三反”、“五反”运动中,在全市机关及企事业等单位,搞出了不少“大老虎”(贪污一亿元旧币就定为“大老虎”),刘仁把一些重大案件,交由市公安局派人复查核实。如金城银行贪污案、某某汽车行偷税漏税案等,经公安局派人甄别查实,有的事实出入很大,要定“大老虎”案的,大多是搞“逼供信”弄出来的,水分很大。刘仁拿到报告后,亲自主持会议予以平反。保密局北平站站长、特务头子徐宗尧,以他的身份和罪行,本来是罪责难逃,应执行枪毙。但是,他在北平解放前夕因见国民党大势已去,自己又被保密局拉作垫背的,深感苦恼,而和我城工部的人员取得了联系。当时,刘仁令他掌握保密局的动向。解放军进城接管北平后,他交出保密局北平站人员名册、所使用的密码及在南京国民政府授意下布置的潜伏特务名单和电台等。因此,刘仁派干部将徐宗尧介绍给北京市公安局继续使用。后市公安局申报对徐的处理办法时,刘仁批示:“根据立功受奖的政策,对徐宗尧可以宽大处理,将功折罪。”在镇反高潮中,徐被投进监狱。 1956年,经刘仁同志同意,由冯基平签发了上报公安部呈请宽大释放徐宗尧的请示报告,后经公安部批准获释。 1962年,几经周折,经刘仁提议,征得有关方面同意,按起义人员待遇,徐被安排为北京市政协委员。   刘仁工作很忙,但对市公安局请示的问题从来不积压、不拖延。有时深更半夜市公安局来电话或前来汇报工作,他立即起床进行处理,而且非常细致。他教育公安干部要实事求是,要守法。他经常说:“首都公安机关要在全国带头。树立什么作风?就是实事求是。对党中央镇反指示和政策,既要坚决,又要正确执行,不要冤枉好人。”   对一些重大的社会治安案件,刘仁都要亲自到现场或找办案的同志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封闭北平妓院前,他曾亲自到前门一带妓院集中的地方调查妓女饱受压迫摧残的情况。取缔反动会道门时,他亲自带领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到兴华寺街查看情况。   “文革”前 17年,刘仁同志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首都安全,对公安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表扬。他对中央领导同志参加北京历次大的集会,都亲自过问,并组织专门领导机构负责筹备和指挥,要求到会单位都要由“书记带队,党员负责”,“走党委领导、群众路线”的工作方针。这一条方针,不仅为北京公安保卫工作奠定了坚实有力的基础,保证了历次重大集会和重大活动的绝对安全,而且在全国各地的公安保卫工作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刘仁非常关心公安干部队伍的建设。入城初期,他就亲自决定从大专院校、高中学生中抽调 100多名地下党员及进步群众充实公安队伍。街道办事处与派出所合并成立新所时,在他的倡导下,办事处中一些表现好的党员干部也被吸收到公安队伍中来。他非常关心公安干部的政治待遇,他到派出所调研,所里的同志向他反映:派出所的工作繁忙、事务纷杂,牵扯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几乎无事不管,民警劳动强度非常大,有些问题的处理政策性比较强,需要有较高的政治水平。他得知这个情况后,认为民警也应该享受干部待遇。在他的积极倡议、亲自关怀下,有关部门很快解决了派出所民警的干部待遇问题。他十分关心青年干部的成长,提出“公安局的党团员应占百分之七八十”,应将优秀的青年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提高公安队伍素质。   当时公安队伍多数是从老区来的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低、社会知识少。在他的建议督促下,先后为这些同志开办了业余文化学校和干部文化学校。他还经常要求公安干部要“守法”,要“谨慎”,要正确执行政策,既不能放过坏人,又不能冤枉好人。他说:“你们公安机关有权,不要滥用,你们自己得守法,要很慎重很严肃地处理问题。”他非常爱护公安干部,鉴于苏联内部肃反扩大化的教训,他明确指示建立健全侦查情报工作档案,要求手续要齐全,件件有批示,防止将来说不清楚。不幸的是在“文革”中,康生一伙为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竟然篡改档案,利用档案诬陷刘仁等一批忠心为人民工作的好领导。   1966年 8月 15日,我和刘仁等市委的同志 70余人,被押送到昌平县居庸关外清华大学的一个基地办集训班,实行隔离审查。由于关押的都是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故取名叫“反修堡”,四周围着铁丝网,荷枪实弹的警卫日夜看守。刘仁被不断揪出参加名目繁多的批斗会,受到了种种人身侮辱。但他经常利用劳动间隙避开造反派的监督,对周围的同志讲:“这次运动来得很猛,短时间不会结束。说话必须坚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不管有多大的压力,心里有多么委屈,也不能胡说八道,要实事求是,相信历史是最公正的!”他解放前在天津国民党第三监狱开展过绝食斗争,以及长期在艰苦环境中工作,身患胃病、冠心病等疾病,可他先人后己,关心的是同志们的身体健康。一次,我被造反派押到城里批斗,刘仁听说后,在劳动间隙悄悄地对我讲:“不要怕,不要闹对立,要相信党,相信人民!”并关心地问我:“吃饭怎么样?胃病犯了没有?要注意身体健康,保证革命的本钱!”等等。我被这种战友之情深深地打动,两行热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哽咽地回答;“能吃能睡,没有犯病。”刘仁会意地笑了。他那关怀倍至的神情,虚怀若谷的胸襟,至今使我难以忘怀。刘仁在秦城监狱被关押期间,林彪、江青一伙蓄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北京市公安局大特务集团”冤案。专案组人员对身患多种病症的刘仁手铐长期不离身,对他的审问愈加严厉。刘仁为保护更多的同志免受冲击,义正词严地对专案组人员讲:“公安局经办的所有案件凡是经我手批的,都与他们无关!所有我批的,由我负责!”   刘仁在“文革”中被打入监狱六年的时间里,有五年多是镣铐加身,精神上所受的凌辱、身体所遭的残害他都置之度外。在医院身着囚衣身患重病含冤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时候,他心里依然牵挂的是其他干部的情况,不停念叨的仍是北京的生产建设情况,惟独没有他自己。   聂荣臻同志对刘仁的评价是:“在他身上,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同志亲手培育的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   (编辑刘静) 刘仁二三事@刘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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