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探索与“中国特色”经济理论的发育

作者:张晖明; 刊名:学术界 上传者:吴文斌

【摘要】如何认识评价68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成就,如何理解68年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前后两个阶段之间的关系,彻底否定摈弃简单认为两个阶段是"矛盾"或"相悖"的错误观点,是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实践证明,我们党在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规定、对这种制度的实现途径可能选择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对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不同社会主体所展开的经济活动机制这样三个层面关系的探索,正是伴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展开的,这中间必然存在一定的"试错"的探索,但是,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宗旨始终不变,这是68年来一贯的"底蕴"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实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相互联系的。前后两个阶段所存在的"重要区别"表现在,前一个阶段实践的种种努力和尝试,为后面的阶段做了"测试",起到了铺垫的作用。正是由前一个阶段所付出的价格不菲的"学费",才使得后一个阶段,举改革大旗的决心和信心更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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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发表,标志着政治经济学学科的确立。此后,伴随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生产的社会化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一直是一门“显学”。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其兼具“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或者说兼具“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学术特质,在回答财富增长原因的同时,也对财富增长的 性质进行了系统分析。马克思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髓,以其创新发展了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方法论,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上科学的轨道,通过发现概括社会再生产经济运行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基本范畴,并揭示出它们之间的矛盾关系相互作用的机理,用以分析社会生产方式演进的一般规律,特别是全面系统地解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性质,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和矛盾演化的制度前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分析,通过“统一战线”有效整合和组织社会进步力量,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带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由此开创了一条在生产力相对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新征程。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自觉应用和积极创新探索。现实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充满着马克思主义自身所特有的“创新”特质。依据政治经济学学科内容和研究任务加以考察,六十多年的历程,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到制订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从如何组织农村经济到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从“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认识被清理纠正到“全党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解应用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到“解放思想”、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模仿传统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积极探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形式;从简单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而“自我封闭”到主动“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潮流,分享“全球化红利”;等等。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进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不可避免存在某些不成功的地方或者说是教训。正确面对既有实践所走过的历程和经验教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总是坚守着一种信念,保持着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贯穿其中的是对既往自身所理解和应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断地接受实践检验,不断探索、总结提高获取启发;不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自身国情的有机结合。实践证明,正是由于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从中国自身的实际出发,从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出发,抓住现实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主要矛盾,找准推进社会主义实践的工作重点,开辟出一条符合中国自身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为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保持着“与时俱进”的创新活力和能力。一、68年实践探索的“一贯性”:前三十年努力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探索,始终坚持了从中国自身实际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不断续写政治经济学新篇章。“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实践的 进程始终坚持了问题导向。我们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68年的历史,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发展演进的轨迹。从经济体制模式分析的视角进行考察,可以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进程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可谓“走进”、“走出”传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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