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差下影视翻译的策略研究——以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字幕英译为例

作者:伍洋; 刊名: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学报 上传者:卢明涛

【摘要】在文化开放的新形势下,影视翻译在传播中华文化、促进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作用。以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字幕英译为例,详细地阐述了在文化视差之下,字幕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文化因素的翻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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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刘震云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出版,两年后其英译版“IDidNotKillMyHusband”出版,译者是被美国著作家厄普代克(JohnUpdike)喻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接生婆”的葛浩文(HowardGoldblatt)。2016年9月冯小刚执导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IAmNotMadameBovary)在多伦多电影节上映。影片根据刘震云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一个被丈夫污蔑为“潘金莲”的女人,在十多年的申诉中,坚持不懈为自己讨公道的故事。毫无疑问,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对外传播有力地促进了外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这是文学与影视嫁接的又一成功案例。然而,随着电影的上映,首先引起注意的是片名的英译。考虑到中西文化视差,如果按专有名词翻译的原则直译为“IAmNotPanJinlian”,估计许多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友人都会不知所云,因此,葛浩文将英译本小说的书名改译为“IDidNotKillMyHusband”。虽然没有突显出轨毒夫的桥段,但情感上是有了“冤屈”的成分,而且片名制造的悬疑能够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而在冯小刚导演的电影里,片名又变成了“IAmNotMadameBovary”。作为一个极具中国文化色彩的名字,“潘金莲”一直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是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妖艳”、“淫荡”、“狠毒”的“古今第一荡妇”。而包法利夫人却是“一个耽于幻想的女人,梦想着将来能够如诗如梦地生活”,她的遭遇惹人怜悯。尽管很多比较文学研究将潘金莲和包法利夫人进行对比,同样是“伤风败俗”的“坏女人”,但施耐庵笔下潘金莲和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承载的文化内涵大相径庭,所以西方人眼中的包法利夫人绝不是中国人眼中的潘金莲。仅仅对于片名之英译所引发的争论再一次论证了译事之不易。1影视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随着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中国在提高政治、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的同时,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增强文化“软实力”成为新形势下国家的新目标。日前,著名翻译家许钧先生撰文呼吁“文化译介助推中华文化走出去”,他提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是需要解决好的重大课题”,而“做好中华文化译介工作至关重要”(许钧:2017)。近些年来,中国文化的对外译介虽然还不能做到在海外“迈开双腿”、“自足发展”,但在各学界的努力之下,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效。2012年中国本土作家莫言圆了十三亿中国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梦。毫无疑问,莫言获奖,翻译的作用不容小觑。而论让莫言的小说走出国门的开路先锋,就不得不提张艺谋所执导的电影《红高粱》。这部改编自莫言同名小说的电影在1988年荣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是首部获得此奖的亚洲电影。电影《红高粱》的对外译介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传播所产生的意义和影响主要有三点:一、选择用电影这种立体式的文化传播模式是单一方式所无法比拟的,且更容易被受众接受。二、影视文学作品的译介有力促进了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旅行,是文化对外传播的一个便利渠道和有效途径。三、莫言汲取外国文化的营养,将其融入自己的作品中,然后推向国外,传播本民族文化,这种文化反哺现象既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又提升了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和自信,促进了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明明:2014)在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冯小刚导演打破常规的全屏画幅,大胆启用圆形画幅和方形画幅,配合窓寒窣窣的雨声、二胡、古筝、笛、箫、琵琶、尺八、京古等民乐配器的适合参奏,渲染出一种中式古典画的诗意美感(周夏:2016)。匠心独运而又充满中国元素的大制作最终斩获第64届圣塞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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