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悲剧:解读《我不是潘金莲》

作者:孙元元; 刊名: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上传者:李雪铭

【摘要】刘震云的作品《我不是潘金莲》看似情节荒诞,实则意义严肃,表现出悲剧特质。主人公李雪莲备受男权社会压迫,她奋起反抗却最终失败,这是男权社会的强大所致,亦是她自身的局限使然,有着深刻的时代隐喻和文化意蕴,为女性的自我救赎提供了经验教训和思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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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潘金莲》成书于2012年,是刘震云第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作品,表现出的荒诞现实、时代隐喻和文化意蕴都颇为深刻。主人公李雪莲为纠正一句话上诉二十年,把法院院长、县长、市长拉下马,这似乎就是一场闹剧。刘震云秉持自己一贯的冷幽默态度叙事,利用戏谑、调侃、反讽、夸张等艺术手法成功戳中读者笑点。然而拨开世俗笑料和荒诞情节的表面,呈现出来的却是触目惊心的严肃现实和深刻隐喻李雪莲凭借一己之力挑战整个男权社会,但最终在它的威力下缴械投降。或者说,她二十年的上诉之路犹如困兽之斗,但终成驯兽!所以,这个故事不是喜剧,不是闹剧,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女性悲剧。一、女性作为“他者”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在男性作家笔下,女性形象变成了体现男性精神和审美理想的介质,一种对象性的“他者”的存在,一个空洞的能指,因而她们总是被她们的男性创作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削足适履的扭曲变形。而且“每一个作家在描写女性之时,都亮出了他的伦理原则和特有的观念;在她的身上,他往往不自觉地暴露出他的世界观与他的个人梦想之间的裂痕”[1]290。对此,她采用文本分析的方式,从作者层面和发生学角度论述了主导男性创作的意识形态动机和被扭曲的女性形象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对男性话语的有力反拨。依据这种女权主义批评方法,刘震云的男性身份首先决定了主人公李雪莲是一个“他者”的存在,必然无法摆脱“被看”的命运,打破沉默的枷锁。她成型于作者对女性的想象,带有鲜明的男权烙印。比如,李雪莲“长得不算难看,大眼睛,瓜子脸,要胸有胸,要腰有腰”[2]64,“当姑娘时算漂亮的,有许多男的想跟她好”[2]68。姣好的外貌特征符合男性对女性的审美要求,也为李雪莲被说成潘金莲提供了可能性和可信性。当然,这种形象的塑造或许并非作者有意为之,但无意识的创作驱动其实更能直接地表现出深藏在男性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那便是对女性一成不变的观赏性认知与偏见。此外,李雪莲的形象是简笔画式的,作者并不着意或根本就是无力表现她的心理活动与情感诉求,她似乎只是服从于情节的发展和充当笑料制造者而存在,并无更多的性别标识,如同一个提线木偶,僵硬呆板,沉默不语。而进入文本,除李雪莲一个女性外其余皆为男性。一方面,这些男性构成“看”的主体,通过他们的视角,李雪莲成为“被看”的客体。李雪莲的前夫秦玉河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认为李雪莲婚前失(黑龙江大学,哈尔滨150080)孙元元齿。杀猪的老胡贪恋李雪莲的美色,妄图通过一些小恩小惠得到李雪莲的肉体,但每次“都被李雪莲骂了回去”[2]9,他眼中的李雪莲美艳与节烈并存。赵大头是李雪莲中学时代的暗恋者,由于不成功的追求经历和对往事的遗憾,他对李雪莲的情感依然带有年少时纯洁爱恋的影子,而他眼中的李雪莲也因那段特殊记忆依然是无所畏惧的叛逆少女形象。以王公道为代表的各级政府官员认为李雪莲是当代“小白菜”,蛮横、执拗、无理取闹等性格特点是她最为醒目的标签,也是官员们最为头疼的所在。李雪莲在不同的男性眼中呈现出不同的形象,然而无论何种形象,都是男性视角观照下的产物,是被动和被看的。读者永远无法听到李雪莲的自述,因为“他者”早已丧失了全部话语权。另一方面,男众女寡的数量对比其实也是男强女弱的势力隐喻。李雪莲是名副其实的弱者,她受到的伤害和不公几乎全部来源于作为强者的男性。为了多要一个孩子,李雪莲和秦玉河假离婚,商定等孩子生下来落了户口再复婚,然而秦玉河转身便另娶他人,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李雪莲大为恼火,向秦玉河讨要说法,却反被扣上一顶潘金莲的帽子。秦玉河对李雪莲的伤害是双重的,既是情感上的,也是名誉上的。前者是他对二人过去生活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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