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的反建制运动——自由秩序与现代性危机

作者:梁雪村; 刊名:国际政治科学 上传者:钟国祯

【摘要】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标志性事件,反建制运动正在深刻影响着发达国家的制度框架。此次反建制运动是现代性危机的又一次集中爆发,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政治失序与现代性的"道德贫瘠"有着隐蔽的内在联系,反映了资本主义向更高级形式——全球资本主义——推进过程中所积累的重重矛盾。一方面,自由主义在政治实践中日益官僚化、技术化和教条化;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导致了发达国家内部和外部共识的丧失。这两种趋势动摇了自由秩序赖以生存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前提。尽管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都遭遇了挫折,但自由主义信条本身仍然是可欲的,并不会就此走向衰落。反建制运动本身并没有为现代性危机提出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法,它更多地是暴露和批判了自由民主秩序在当前政治经济条件下的弱点与不足,其带有强烈"思乡病"色彩的观点主张无法成为现行秩序的有力补充,更不可能代替现行秩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反建制运动的评价应避开进步主义的陷阱,发达国家的主流精英唯有正视反建制派的关切,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政治失序的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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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正在经历一场重大变革。在过去两到三年的时间里,先是欧洲以接连不断的“坏消息”长期盘踞世界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希腊公投拒绝欧盟的纾困计划、西欧各国成为恐怖袭击的多发地、英国“脱欧”公投意外通过、德国在难民问题上失去内部共识、极右翼政党赢得匈牙利大选、修宪失败的意大利面临破产危机。而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以民族主义者自居的莫迪总理在印度拉开了激进式改革的序幕,杜特尔特总统在菲律宾将“以暴抑暴”置于“法治规范”之上。正当人们对这些现象感到惊讶之时,被诸多主流媒体视为“政治丑角”的特朗普意外赢得美国大选,将这场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全球大合唱”推向高潮。此次反建制主义在发达国家内部的盛行,虽然存在着明显的地区性差异,但大致可概括为:对国内和国际秩序不满的民众,利用民主投票的方式,支持以激进变革为纲领的非主流政治家,以寻求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变革的目标则以“逆全球化”和“反自由宽容”为基本特征。冷战结束以来一直在意识形态舞台上占据中心地位的自由主义突然遭遇了挫折,更令人困惑的是,这一挫折主要来自自由主义的创造者与长期捍卫者稳定、富庶的西方发达国家。全球政治风向急转直下,而观察家、学者和权威人士却没有做好系统性阐释这一变动的准备。面对迫切需要答案的国际社会,专家们急于从自己所了解的局部领域寻找线索:经济复苏乏力、福利体系难以为继、地区一体化推进过快、移民同化问题困难重重、传统政党故步自封、民主制度软弱无能……这些林林总总的答案比问题本身更令人眼花缭乱。换句话说,面对各式各样的反建制运动,人们既知道得太多,又知道得太少。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A.J.P.Taylor)曾说: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着一个笼统的根源,但与此同时又会有种种特定的原因。(1)本文旨在为此次反建制运动的突然兴起寻找“笼统的根源”,期望能够避开“还原主义”的陷阱,对上述现象做宏观和结构层面的剖析。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要超越单个反建制运动的本土性和特殊性,二是尽可能整合高度碎片化的多重变量,使得探讨“笼统的根源”这一艰巨任务具备基本的可操作性。本文第一部分讨论深植于现代性内部的道德与伦理困境,以及这种困境与当下各国普遍存在的政治失序之间的联系;第二部分讨论支撑现代性话语的自由主义何以会失败;第三部分具体剖析全球化如何导致了发达国家内部和外部共识的丧失;第四部分检讨进步主义作为全球化的伦理基础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政治和社会含义不应被反建制主义的保守面孔所遮蔽;最后一部分对反建制主义的成因进行总结,厘清这一全球性运动所蕴含的进步因素和保守因素。一、现代性的道德困境20世纪以降的人类政治活动蕴含着截然相反的两股力量:一方面,人类社会固有的多样性积极寻求政治上的表达;另一方面,以普遍人性为着眼点的自由秩序不断向前推进。前一种力量的支持者在道德和政治上强调“群体独特性”(groupparticulars)(1),他们认为“好”是一个相对概念,因此,没有全人类共同接受的“好”或“好的生活”,也不应当追求这种统一性。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千差万别的语言、传统、宗教、政治信仰和社会习俗,最好以彼此独立的社群作为承载单位,各自寻求发展。(2)与之相反,普世主义的倡导者认为,在形形色色的人类群体背后存在着共同的人性基础。如果“好”的相对性是绝对的,那么跨文化的交流和理解以及族群之间的平等相待将变得不可能,而这不符合人类社会的现实情况。(3)“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分裂反映了现代世界的“道德困难”。从马克斯韦伯(MaxWeber)对现代社会的阐释中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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