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正义视角下风险社会的刑法逻辑

作者:陆敏; 刊名: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罗姿丰

【摘要】风险社会的思维方式引发刑法范式的转换。刑法体系内部的逻辑自洽成为形式侧面的考量,实质层面的根据在于对"正义"符合性考察。风险社会的现代性自反开启了刑法的现代转型,与合目的性、正当性一样重要的是,在刑法内部溶解"分配正义"理论,旨在对风险社会的传统刑法改造时,除了对正义目标的孜孜追求,还应该关注分配正义在刑法理论的合理内核。

全文阅读

风险社会的刑法吁求颠覆了传统刑法的自由主义精神,现代刑法也将陷入“自由与安全”谁主沉浮的两难境地。刑事立法扩大犯罪范围,刑事制裁扩展到法益受到真正侵害之前的阶段进行提前干预。对刑法的这一发展,合理的怀疑远比片面的批判更有意义。“分配正义”理论引发的教义学反思,展开了风险刑法研究的新路径。文中主要从两个维度进行思考,一是需要借助普遍有效的分配正义原则,来化解在表达正义诉求的两种刑法机能之间(个人自由的权利保障和社会秩序的保护)所形成的紧张关系;二是对表现分配正义的程序给予两个方面的重视,即法律责任论立场的突出强调以及对归责的发展提出新要求。一、风险刑法背景下提出“分配正义”的理论缘由风险社会的刑法问题研究是近十年以至未来都会普遍受到学界持续关注的论题。究其原因在于法秩序共同体期待刑法在应对社会风险时能有所作为,一方面保证了法律体系风险防范的全面性,另一方面兼顾了刑法在风险防范中的特殊性。中国语境下的风险社会与贝克教授讲述的风险社会是有所区别的,这点必须澄清。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中国视域下的风险社会比贝克教授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所描述的更为复杂。处于转型期的中国,风险社会的风险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工业社会进程中的现代性风险,如交通安全、环境污染等等;二是后工业社会所面临的不可感知、毁灭性、全球性的自反现代性风险,转基因食品安全、生物技术应用、数据安全等。与此相呼应,刑事立法者似乎也放弃了“只有在其他所有的方法都失败时,动用刑法才是合理的”原则,[1]28环境灾难、食药品安全等引人注目的事件常常导致对刑事立法的吁求。从刑事立法的实践来看,有两个领域已经成为动用刑法的重点。其一是确保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打击有组织犯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刑法》第一百二十条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的修改和增加,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刑法禁令以及第一百三十三条危险驾驶罪的增设。另一个显著的则是网络安全、环境保护、经济犯罪领域进行的犯罪化,把诸如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具体危险犯转向抽象危险犯修改,扩大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增加计算机犯罪的大量罪名,非法经营罪的行为方式扩展等。然而,对刑法发展的这一现状进行评价时,不该陷入一种“片面批判”的立场。同时似乎预示着现代刑法(包括风险刑法)与自由刑法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价值分歧,特别是风险刑法更为追求的是安全价值。为此对传统刑法进行改造,在立法上扩大犯罪范围,设置抽象危险犯,即刑法扩展到法益受到真正侵害之前的阶段进行提前干预。刑法的此种转变所导致的对自由的限制,存在有违“正义”的嫌疑。然而,对“正义”的解读不可能一成不变,从柏拉图那里,我们得知正义是等级性的,所谓正义也就是“对命运是社会等级的自觉认同”。亚里士多德却对正义有着别样的解读,公正就是合乎比例,不公正就是违反了比例。而在哈耶克那里,正义则是平等性的,所谓正义也就是公正、平等,也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决的权利。为此,学者的论断在今时看来都是如此正确,“正义有着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aProte-anface),变幻无常、随时呈现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对不同的国家、不同时期的社会建构曾产生过影响的种种正义观念,也具有着令人迷惑的多相性。”[2]261、267至此,可以逻辑地得出任何伦理观念都有具体性、历史性、非永恒性。二、风险刑法理论的知识梳理当前的国内学术界依托风险社会理论展开刑法学研究的成果颇丰,风险刑法逐渐成为风险社会刑法的代名词。然而,并不是所有学者都对风险刑法理论饱有激情,其中不乏发人深省的反对之声。争论的意义不在于以制胜方的理论优势压倒全局,而在于哪家之言更能解

参考文献

引证文献

问答

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