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语言政策研究之过去、现在与未来 栏目引语

作者:张晓兰; 刊名:语言战略研究 上传者:范源

【摘要】<正>近年来,随着国际交流与人口移动的频繁和加剧,社会语言文化日益多元,甚至家庭多语现象也渐趋平常。为帮助大家更好地适应如此多元的社会文化生活,很多国家都在积极思考、改革调整现行语言政策,特别是教育政策。反过来,这些政策改革又进一步影响原有的家庭语言生态。面对这些全球性的语言、政治变化新局势,本期专题"家庭语言问题"研究从家庭语言政策规划入手,重点关注多语家庭日常生活中的语言选择问题。例如: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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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近年来,随着国际交流与人口移动的频繁和加剧,社会语言文化日益多元,甚至家庭多语现象也渐趋平常。为帮助大家更好地适应如此多元的社会文化生活,很多国家都在积极思考、改革调整现行语言政策,特别是教育政策。反过来,这些政策改革又进一步影响原有的家庭语言生态。面对这些全球性的语言、政治变化新局势,本期专题“家庭语言问题”研究从家庭语言政策规划入手,重点关注多语家庭日常生活中的语言选择问题。例如:如何选择保留传承某 种语言,而放弃另一种语言?为什么有些多语言家庭能很好地保留使用他们的语言,而有些家庭却不能?为什么 不能?为什么有些成长于单语社会环境的孩子会变成双语使用者,而有些成长于双语环境的孩子却变成了单语使用者?为什么有些语言社会地位高,有些语言社会地位低?父母是如何在家庭生活中促进或抑制某些语言使用与实践的?他们的这些语言政策和规划与语言实践是如何互相协调,共同构建家庭话语体系的?同时,这些语言政策和语言实践与宏观的社会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教育政策又有什么关系?本期专题不仅会向大家展示家庭成员日常交流中语言选择的根本动因,而且会深入剖析影响父母对子女语言发展决策和规划背后的深层语言 作者简介:张晓兰(Xiao Lan Curdt-Christiansen),女,英国巴斯大学教育学院应用语言学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家庭语言政策、二语习得。电子邮箱:X.Curdt-Christiansen@bath.ac.uk。 意识形态。 所谓家庭语言政策,指家庭成员对家庭语言使用和启蒙文化教育读写实践所做的明确公开的规划。它可以是明确、可观察的,也可以是受意识形态、信念等影响而无意识产生的。它的形成多受家庭成员语言意识形态或信念的影响,即语言决策是否可以提高家庭社会地位,是否能最大限度地服务和支持家庭成员达成人生目标。 家庭语言政策的构成体系与 Spolsky 语言政策理论一样由三部 分组成:语言意识 形 态、 语 言实践和语言管理。 语 言 意 识形态泛指语言政策背后的理念或不同语言 所赋予的价值。语言实践指的是有规律的、可预知的语言行为,即不同环境下为达到不同交流目的而实际使用的语言。语言管理则指对语言实践或语言意识形态进行干预、影响或修正的具体行为。下面简要阐述在家庭语言政策中,这三部分的具体构成,他们与外界宏观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以及与微观家庭具体情况是如何结合起来的。 语言意识形态是家庭语言政策的原动力,因为任何家庭语言政策都是“建立在对不同语言的价值、权力和用途的认识基础上的”。Spolsky 指出, 专题研究:家庭语言问题 家庭语言政策研究之过去、现在与未来 栏目引语 张晓兰 (巴斯大学 教育学院 英国 巴斯 BA2 6PA) 13 栏目引语 :家庭语言政策研究之过去、现在与未来 张晓兰 专题研究 在家庭外部,存在四种与家庭语言政策共生的语言或非语言因素,而且这些因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它们具体为:社会语言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社会政治因素。 社会语言因素是语言观念形成的依据,大家对社会上哪种语言具有优势 / 被接受,哪种语言不具备优势/ 不被接受的认识均与社会语言因素有关。例如在中国,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被看作是“合乎社会需求的”现代汉语标准语。在这种社会语言环境下,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有可能被看成是“不恰当”“不纯正”的,因为他们“不够标准”“不够地道”。社会文化因素为赋予不同语言象征性价值提供参照。比如我们常说的身份认同,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民族层面的身份认同问题,通常是由我们使用的语言决定的。社会经济因素则与语言的使用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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