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陆机天道思想的变化及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作者:蔡彦峰 刊名: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上传者:郑丹

【摘要】天道思想是陆机思想的重要内涵,从陆机的整个思想来看,其天道思想有明显的发展变化。以入洛为界陆机的天道思想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入洛前,受东吴阴阳变异的神学思想的影响,具有神学的性质,对诗歌的写作起消极的阻碍作用;入洛之后,在玄学思潮的影响和改造下,陆机的天道思想实现了玄学化的转变,对其诗歌创作及诗风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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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机《文赋》主张“诗缘情而绮靡”,历来被认为是对“诗言志”的诗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但陆机的诗歌创作却受到有关情感淡薄的批评,与汉末建安诗歌悲凉慷慨的饱满的抒情性相比,陆诗的确更注重辞藻、对偶、用典等艺术技巧,而诗歌的抒情美感则有所欠缺,这说明了陆机诗歌创作并没有完全实现其“缘情”理论。陆机诗学理论与写作实践的矛盾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一点与陆机的天道思想有很密切的关系。从陆机思想的发展过程来看,其天道思想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明显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吴国时期,其天道思想受吴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具有神学的性质;第二阶段为入洛之后,在玄学影响下天道思想的玄学化发展。陆机天道思想的发展历程,本质上可以说是从神学到玄学的建构的转变,这种转变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入洛之前:神学化的天道思想陆机天道思想的神学性质,是在吴国特殊思想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正始期间何晏、王弼代表的玄学兴起之时,东吴仍保持着汉儒思想原有惯性发展。天道思想是汉儒思想的重要内容,其对东吴思想的影响在《易》学上得到明显的体现。《晋书纪瞻传》载纪瞻与顾荣共赴洛阳,途中论《易》太极,顾荣批驳王氏“太极天地”之说,认为“太极者,盖谓混沌之时,蒙昧未分”的一个宇宙构成阶段,可见顾荣的“太极”论其实是宇宙生成论,而王弼所讲的“太极”则是玄学本体,这是汉儒与魏晋玄学的本质区别。汤用彤先生《王弼大衍义略释》云:“王弼太极新解为汉魏间思想革命之中心观念,顾氏依旧说批判,宜不为其所了悟。[”1](P71)所谓的“旧说”就是汉儒思想。纪瞻虽然认为“王氏指向,可谓近之”,但又说:“太极极尽之称,言其理极,无复外形,外形极,而生两仪。”[2](P1819)可见纪瞻也没有准确理解王弼的思想,其太极论与顾荣所说的性质相同,都是宇宙的生成论。顾荣、纪瞻的宇宙论其实是吴国盛行的“天体论”的反映,天体讨论从汉代开始兴起,三国时期这一思想只在吴国广泛流行,可见吴国对汉代思想学术的继承。从《易》学的性质来看,在玄学将《易》与《老》、《庄》共同作为“三玄”之一时,吴国的《易》学仍是象数之学。陆机从曾祖陆绩即是《易》学大家,颜延之《庭诰》称其特点是“得其象数而失其成理[”3](卷三十六,P2637)。《三国志吴志虞翻传》注引别传载虞翻上《易注》,奏云:“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臣)蒙先师之说,依经立注。”[4](P1322)虞翻易学出于家传的孟氏易,清皮锡瑞《经学通论》说孟氏、京氏“其言易亦主阴阳变异[”5](P11),这正是汉儒《易》学的路数,象数、阴阳变异之学与汉儒天人感应的天道思想极为密切。从这一点来讲,陆机天道思想即有家学渊源亦受东吴思想的影响。作于入洛前的《与弟清河云诗》云:“有命自天,崇替靡常”、“天步多艰,性命难誓”,即表现出对神秘的“天命”的恐惧。又如《豪士赋序》云:“借使伊人颇览天道,知尽不可益,赢难持久,超然自引,高辑而退,则巍巍之盛仰邈前贤,洋洋之风俯冠来籍。”这里的“天道”即是天人感应、阴阳变异之义。这种神学性质是陆机天道思想的第一阶段。从诗史来看,神学意志对思想的控制往往造成了诗性精神的丧失,对诗歌创作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所以吴国沈德潜《古诗源》说:“士衡以名将之后,破国亡家,称情而言,必多哀怨,乃词旨敷浅,但工涂泽,复何贵乎。”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更激烈地批评道:“安仁过情,士衡不及情。……故安仁有诗而士衡无诗。”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载《魏晋南北史论丛》)关于这一点有详细的论述可以参考。郝立权《陆士衡诗注》认为此诗作于“太康二年”。沈玉成《(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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