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关系的强弱与中国犯罪形势的变化——1949年以来中国犯罪形势的一种社会学解释

作者:吴兴民 刊名:社科纵横 上传者:宋桂云

【摘要】建国以来的中国犯罪形式存在低犯罪率和高犯罪率两个阶段,期间共有五次犯罪高峰。改革以前的低犯罪率的状况是由于国家在消灭了传统中国的民间统治精英后向社会的直接渗透,控制力强大而产生的;改革后的高犯罪率状况则是由于国家从社会退出导致社会控制能力降低而出现的。为改善社会治安状况,必须在国家从社会退出的结构基础上,建立充分完善的联系国家与社会的中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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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我国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1990年间的刑事犯罪走势图。本文的研究即从此图开始。从图中我们明显地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两个阶段,五次刑事犯罪高峰: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前的低犯罪率阶段。1978年以前我国刑事案件发案数一般在20至40万起之间浮动,最高值为1977年的53万起,最低值为1956年的18万起。期间共出现过三次犯罪高峰:第一次刑事犯罪高峰发生在1950年,正处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第二次刑事犯罪高峰发生在1961年,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转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第三次刑事犯罪高峰发生在1973年,处于“文化大革命”中期。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高犯罪率阶段。刑事案件总数1979年起突破60万起,十年之后的1989年又突破百万大关,达197万起,1990年达22l万起,而1991年达到236万起。除1984至1986年外犯罪数量连续上升。期间出现了两次犯罪高峰:第一次刑事犯罪高峰(建国后的第四次)在1981年达到峰顶。第二次刑事犯罪高峰(建国后的第五次)始于80年代后期,一直持续到现在。这两次高峰均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总体上看,前四次犯罪高峰后,犯罪率都有较迅速回落的现象,但在第五次犯罪高峰之后,到目前为止,犯罪率依然持续上扬或保持高位震荡。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本文试图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社会学分析框架对其进行解释。一、改革前国家向社会的强力渗透,造成高度控制下的良好社会秩序1978年以前,我国一直是处于低犯罪率阶段,期间尽管出现过三次犯罪高峰期,但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下降。第一次刑事犯罪高峰,很明显地具有由旧政权向新政权转变的典型特点,是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特殊现象。从犯罪类型上看,主要是“两多”:反革命破坏案件多,旧社会遗留的犯罪如制毒贩毒、赌博、卖淫、嫖娼、拐卖人口、溺婴等较多。但很快国家发动的镇反运动在城乡轰轰烈烈地展开,对犯罪分子进行了打击。同时,全国公安机关努力荡涤旧中国遗留下的污泥浊水,缉捕盗匪,禁绝烟毒,取缔妓院,收容游民,使治安形势迅速好转。针对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国家还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严厉打击了经济犯罪活动。第一次犯罪高峰仅一年时间就开始大幅度回落。并出现了整个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并从1952年一直保持到1960年。第二次刑事犯罪高峰,同样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由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以及国家对整个形势的错误估计,改变了“八大”的正确路线,扰乱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1958年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造成了国民经济灾难性的后果,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原苏联政府背信弃义使我国在19591961年发生了严重的灾难。社会震荡无论从强度或频率上又一次达到了新的高潮,并且有些方面已达到或超过了社会所能承受的临界状态,从而触发了第二次刑事犯罪高峰。这一时期主要以侵财犯罪居多。1963年党中央提出了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使全国经济形势逐步好转。各地公安机关准确地执行了党的政策,既妥善处理了救济灾民和稳定社会治安,又打击了刑事犯罪的破坏活动,使犯罪案件很快回落。1962年回落到32万起,1963年降到25万起。这种下降趋势一直保持到1965年,形成了连续4年的稳中有降的态势。第三次犯罪高峰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历时十年。第三次刑事犯罪高峰在l973年达到峰顶。对于这一时期的犯罪状况,存在一些争论。从统计数字分析,1965年到1970年的发案数不仅没有大幅度上升,反而保持了一个长达四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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