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汇角度看《晏子春秋》的成书年代

作者:谢祥娟 刊名: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陈维红

【摘要】关于《晏子春秋》的成书年代问题,前辈学者多有考辨,但未见有从词汇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词汇作为语言三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对时代变化的反应是最灵敏的。在考察多部先秦典籍的基础上,通过对《晏子春秋》一书进行全面调查,发现此书中诸如"布衣、诚信、夫子、酣、枯槁、履、身体、声名、树木、睡、学问"等一系列词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即:这些词语本身或其某个义项始见于战国中后期,"夫子"一词的用法也与战国中后期文献相符。因此,有理由相信《晏子春秋》一书很可能成书于战国中后期,这一结论也可以与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相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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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子春秋》[1](以下简称《晏子》)是记述春秋后期齐国著名政治家晏婴言行的一部著作。关于其成书时代问题,前贤时修多有考辨,经过几十年的深入研究,学者们对此问题逐渐有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即《晏子》应成书于战国时期,并且中后期说占了主导地位,代表学者有蒋伯潜、谭家健、金德建、孙以楷、王志民等。综观前人对《晏子》成书年代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们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拿《晏子》同战国初以及秦汉间的作品进行故事和文句上的比较,从其相同或相近处来论证孰先孰后。二是着眼于《晏子》本身,从其书名、体裁、典章制度、故事内容、思想倾向等角度谈《晏子》的成书时代问题。不可否认,这些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行之有效的。但是,由于学者们对文本的理解不尽相同,主观随意性较大,采用这些方法往往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这里,我们想强调的是,如果跳出这些传统的研究方法,从作品的语言本身着手,或许更接近事实的真相。我们知道,生在某一个时代的人,他的思想活动不能不以当日的语言为基础,谁也不能摆脱他所处时代的语言的影响……在摇笔成文的时候,无论如何仍然不可能完全阻止当日的语言的向笔底侵袭[2]。语言具有时代性,殷商时期的语言不同于春秋时期的语言,而春秋时期的语言又有别于战国时期的语言,只要能抓住作品语言所反映出的时代特征,我们就能大致确定此作品的撰述年代。而在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三要素中,词汇对时代变化的反应是最灵敏的,时代性更强。每个词都有其历史,一个词或一个义项始见于何时,虽难以说得绝对准确,但大体上是可以考定的[3]。因此,我们从词汇的角度入手,选取《周礼》《尚书》《诗经》《老子》《论语》《左传》《国语》《孟子》《庄子》《商君书》《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吕氏春秋》等成书年代较确定的先秦典籍作为基本考察语料,从《晏子》中找出尽可能多的词,然后将之放入上述众典籍中进行检验,根据检验所得的客观情况为确定《晏子》的成书年代问题提供一些词汇方面的证据。布衣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P457,均引自参考文献文献[1],下同)此例“布衣”已凝固为一个复合词,表示“平民百姓”,这是战国后期产生的新用法。《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大词典》)“布衣”条此义项下所引的始见书证是《荀子大略》:“古之贤人,贱为布衣,贫为匹夫。”(3676)战国后期多有用例,如《战国策魏四》:“唐且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庄子让王》:“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韩非子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誉之,世主听虚声而礼之。”后期之前“平民百姓”这一概念用“黎民”“匹夫”或“百姓”表示,如《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论语子罕》:“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左传襄公十四年》:“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诚信施行于诸父,慈惠于众子,诚信于朋友,谓之孝。(P161)此处的“诚信”可作“诚实,真诚”解,《大词典》“诚信”条首引《礼记祭统》(11165)。战国后期文献《商君书》《荀子》《韩非子》《楚辞》《吕氏春秋》中均有用例,如《荀子不苟》:“公生明,偏生暗,端悫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诚信。”《楚辞惜往日》:“惭光景之诚信兮,身幽隐而备之。”《吕氏春秋为欲》:“文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诚信以得之。”战国中期之前文献未见。夫子“夫子”一词战国时期多见,本为对男子的尊称,孔子的门人用来尊称孔子,于是增加了尊称老师的意义。遍检战国语料发现,整个战国时期各个阶段的典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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