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社会视野下农民宗教信仰重建的目标体系

作者:胡立娟 刊名: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王武科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带来了剧烈的变革,导致中国部分农民精神信仰嬗变,很多人在迷茫中选择了皈依宗教,并在农村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利益群体。同时,迅速兴起的农民信教热潮也夹杂着封建迷信复苏、邪教组织混迹其中等不和谐因素。因此,党和政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依据,尽快从道德定位、组织发展和社会功能等层面制定正确的目标体系,引导农民宗教信仰重建,以实现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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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要构建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1]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本质就是追求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全面健康发展。这其中自然离不开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可以说,“构建和谐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村”[2]。没有农村社会的稳定,没有农民思想意识的觉醒,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但近年来,农民信教人数急剧增长,教种“西教东热”,且信教热潮中暗流涌动,各种宗教派别混杂、良莠不齐,更有封建迷信和邪教组织混迹其中,直接威胁着农村社会的和谐。因此,在新世纪新阶段,党和政府必须制定正确的目标体系以引导农民宗教信仰重建,使其健康发展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推动力量。具体来说,新时期引导农民宗教信仰健康发展的目标体系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道德定位:彰显主体精神和服务意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实现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是追求以人为本、宣示人的社会主体地位、视人为发展目的和根本动力的社会。而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是“颠倒的世界观”[3],它作为人类对超自然力量崇拜和信仰的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常以其高于万物的神圣性、不容质疑的绝对性和超越时空的无限性出现在人的面前,其最本质特征就是“有神”性[4]。因此,在宗教道德所包括的“神道”(调整教徒与神间关系的准则)和“人道”(调整教徒间关系的准则)两部分中,传统宗教更注重前者,讲求“神的至高无上”,压制教徒作为人的主体性和主动性,使其匍匐在神的脚下顶礼膜拜,损伤了“做人的形象”。例如那些为了家庭和睦而信教的妇女就在“主的教诲”下,选择了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丧失了独立人格,逐渐造成农村妇女家庭地位下降;但更严重的是,农村频繁的宗教活动正不断强化信徒的宗教心理,使其产生宿命论思想,“安于现状,等待神的恩赐,相信‘上帝在行动’,希求来世到‘天国’寻找幸福”[5],从而扼杀了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这完全背离了和谐社会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归根到底,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就在于人,在于中国农民。如果没有信教农民“神主宰一切”观念的淡化,没有信教农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谐社会是难以实现的。因此,重建中国农民宗教信仰的首要任务就是破除传统落后的信仰体系,大力加强“人道”,减弱“神性”,以对人的关怀为坐标,增强人的独立观念,重视人的价值,培育农民的现代性精神,最终将“人道”从“神道”中解放出来,让信教农民同样能勇敢地面对现世今生,具有积极进取、乐观健康的人生态度,并尽力躬行“劝善向上”的道德追求,不仅要在信徒之间建立起诚信、互助、友爱的良好关系,而且还要扩大宗教道德的社会覆盖面,充分发挥其在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职业道德建设中的特殊作用。在这方面,可以深入挖掘各宗教教义中的道德内容,如佛教“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和“报国家恩,报众生恩”的思想,道教的济世利人精神,基督教的“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恋他人财物”及具有“荣神益人”人生观的基督徒应当“为人民服务”等,并将之与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结合起来,强化信教农民为社会和他人服务的意识,倡导爱国爱教、助人为乐、文明礼貌、尊重他人、保护环境、邻里和睦、有益社会等新风尚,以弥补市场经济带来的道德缺陷,升华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使其致力于农村社会的公益和服务事业,如助学济残、植树造林等,为构建“诚信友爱、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发挥积极效应。二、组织发展:凸显遵纪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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