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本传播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者、读者和作品

作者:陈静 刊名:出版科学 上传者:司志本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纸的普及引领中国文化进入抄本传播的新时代。新媒介对作者、读者和作品都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对作者而言,书写材料方便易得,作品传播迅速广泛,可以当世成名,这无疑极大地鼓励了他们的创作积极性,直接促成魏晋以来作品数量激增的盛况。对于读者而言,抄本传播的便捷使得他们能够及时阅读同时代人的作品,并能进行当世的交流与评论,形成文学批评实践,进而推动以刘勰、钟嵘为代表的系统、成熟的文学理论的形成。对作品而言,抄本传播使社会进入阅读文化时代,诗歌开始与音乐分离,真正变成阅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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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发明“蔡侯纸”,自此而后,中国社会出现了推广应用纸的高潮。纸的普及大致遵循从文化领域到政务领域、从中原地区到边远地区的路线。从文化领域看,纸的普及到东汉末年已经完成[1],大量史料证明,书籍、文章、书法、书信往来等在东汉末年都已用纸,所以,纸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自东汉末年已经全面展开,并将中国文化带入一个媒介新时代抄本时代。抄本是中国古代书志学的用语,专指以纸为书写载体的文字作品,有纸才会有抄本,因此凡说抄本必是纸抄本,无须再加纸字。在雕版印刷普及之前,大致是自汉末至北宋初年[2],近一千年的时间,书籍或者文章都是以抄本的方式在社会上流通。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纸在传播功能上较之简牍和缣帛[3]具有极大的优势。具体而言,它书写性能好,易于携带,价格低廉,经久耐用,这就使得抄本的传播快速而广泛,从而直接影响中国文化的面貌。纸是中国人发明的,关于纸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前人却所论甚少。因为纸的普及是在汉末魏晋时期,所以这一时期乃至下延的南北朝时期文化领域里的诸种变化,正可以鲜明地反映出纸或者说抄本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汉末曹魏以后,纸的普及带来的第一个大变化就是文字作品数量明显增多。晋代葛洪说:“魏代以来,群文滋长,倍于往昔。”[4]《隋书经籍志》亦云:“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5]当时及后世的人都注意到,汉末以后,文字作品的数量要远远多于往昔。抄本轻便、易于携带的媒介特点为文字作品带来更为重大的变化,即作品的传播速度加快,流传范围广泛。这一重大变化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者、读者和作品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者得以当世成名魏晋南北朝时期,借助抄本的力量,诗文作品传播迅速,流传范围广泛,对作者来讲,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可以当世成名。魏晋南北朝期间,经常发生“纸贵”之事,正是作品传播迅速的直接体现。兹将史料中的相关事例罗列于下。《晋书左思传》:左思《三都赋》出,“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6]《世说新语文学》:“庾仲初作《扬都赋》成,以呈庾亮。亮以亲族之怀,大为其名价,云,可三二京,四三都,于此人人竞写,都下纸为之贵。谢太傅(谢安)云,不得尔,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拟人学而不免俭狭。”[7]《南史后妃上》:“殷淑仪……薨,帝常思见之。谢庄作哀策文奏之。帝卧览读,起坐流涕曰:‘不谓当今复有此才。’都下传写,纸墨为之贵。”[8]《北齐书邢邵传》:“邢邵,字子才。……自孝明之后,文雅大盛。邵雕虫之美,独步当时,每一文初出,京师为之纸贵,读诵俄遍远近。”[9]“纸贵”指的是一些新作一出现,立刻就在社会上传抄开来,由于需求量大,引发纸张供应紧张。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纸张生产还不十分充足,当传抄量大时,有时无法满足需要,就会引发“纸贵”。到唐以后,随着纸业生产的充足与成熟,“纸贵”之事也就极少发生了。从文化传播角度讲,“纸贵”恰恰说明借助抄本之力,作品传播速度之快与传播之广。这种传抄迅速的例子在当时还有许多,如:《世说新语文学》:“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为一通。”[10]《梁书刘孝绰传》:“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11]《陈书徐陵传》:“徐陵,字孝穆,东海郯人也。……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12]《北史庾信传》:“庾信,字子山,南阳新野人。……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为右卫率。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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