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成本收益分析

作者:刘细良;王耀中 刊名:财经理论与实践 上传者:常金梅

【摘要】规制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既包括显性成本与直接收益,也包括隐性成本与间接收益,要达到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收益最大化目标,就必须健全规制制度、强化社会性规制、科学设计指标体系、完善国内与国际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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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卷  第 163 期 2010 年 1 月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Vol. 31  No. 163 Jan1  2010 ·经济管理 ·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成本收益分析 刘细良1 , 2 , 王耀中2 (1. 湖南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 2. 湖南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9)3摘  要 :规制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既包括显性成本与直接收益 ,也包括隐性成本与间接收益 ,要达到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收益最大化目标 ,就必须健全规制制度、强化社会性规制、科学设计指标体系、完善国内与国际协调机制。 关键词 : 跨国公司 ;外资并购 ;规制 ;成本收益分析 中图分类号 :F276. 7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1003 - 7217(2010) 01 - 0112 - 03   一、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及其规制的“双刃效应” : 引入成本收益分析的必要性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及其规制都是“双刃剑”。前者的“双刃效应”表现在 :外资并购一方面给我国带来宝贵资金、先进技术与现代化管理经验等正效应 , 另一方面也可能带来诸如市场垄断、污染产业转移等负效应 ,危及我国产业、经济与生态安全。外资并购的负效应根源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目标的差异 , 东道国显然要对外资并购进行规制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这也是迄今世界各国通用的做法。然而 ,规制外资并购同样存在“双刃效应”。首先 ,在经济学理论看来 ,东道国颁布规制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外资政策、竞争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审查制度等 ,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 ,其提供必定存在一定的成本和收益 ;其次 ,在我国外资并购规制实践中凸显规制不足(缺位)与规制过度(越位)并存的问题。如何恰到好处地规制外资并购 ,以使其正面效应最大化、负面效应最小化 ,即达到所谓的外资并购最优规制呢 ? 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是实现管理最优决策的理论和实践工具 ,规制的成本收益分析是规制理论的重要分支之一。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美国在环境规制政策制定和评估中引进系统的成本收益分析 ,在提高规制效率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效果。其后 ,欧盟和 OECD 国家也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来评价其 规制效率。作为经济学的基本方法 ,成本收益分析有利于理性地权衡外资并购规制的利弊得失 ,对如何把握外资并购规制的程度与边界以及规制政策工具的选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 ,我国应尽早在外资并购规制领域引入成本收益分析 ,只有当实施规制政策的社会收益大于社会成本时 ,才意味着这种规制是更有效率的。 二、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成本分析 根据不同标准 ,学者们对规制成本作了不同的划分。国外 ,施蒂格勒(1989)根据成本承担者不同 , 将规制成本分为服从成本与实施成本 ,前者是指垄断者使管制机构服从其意愿而付出并承担的费用成本 ,而后者是指由公众所承担的一项管制由产生到实施的成本[1] 。国内 ,于立、张鳗(2002)认为一项规制决策合理与否是以机会成本而非会计成本来衡量的 ,并将规制成本分为会计成本与隐性成本[2] ;林关征(2008)将规制成本分为政府成本 、企业成本与社会成本等[3] ;刘东洲( 2008)在总结发达国家规制的成本收益分析经验时 ,采用了两种分类 ,一是分为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 ,二是分为预算成本、交易成本、遵守成本与调整成本[4] ;樊慧玲(2008) 将规制成本分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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