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忠孝伦理在古代官场政治实践中的矛盾与冲突

作者:黄修明;陈勇 刊名:江西社会科学 上传者:夏润虎

【摘要】忠与孝是儒家伦理纲常的核心,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形成封建社会"忠孝一体"的伦理同构意识。同时,在古代官场政治实践中,忠与孝经常抵牾对立,难以兼顾两全,屡屡引发古代官场社会所谓"忠孝不两立"的矛盾与冲突。面对忠与孝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忠在孝先,保忠弃孝,不仅是古代官场中人躬身践行的主流趋势,而且也是封建国家对朝廷仕宦群体一以贯之的强制性政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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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忠孝一体”的政治伦理意识中国古代的社会组织特点是“家国同构”,家与国在结构秩序或组织原则方面具有完全的相似性或同一性。古代专制君主对臣民的统治,表现为一姓家族“家天下”的父权家长制统治,皇帝是天下所有臣民的总家长,由此衍生出“君父”与“子民”这样一种虚拟的家国血缘关系。与家国父权统治秩序一脉相通的,是“忠孝一体”的伦理意识,以孝事亲与以忠事君,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共同构成儒家伦理纲常的核心内容。中国古代政治伦理的重大特征之一是寓政于德,国家的治理完全系于为政者的道德修身,而修身治人之本,则全在于忠孝道德的完善,即“孝悌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可以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犤1犦(P535)。在古代官场社会,儒家学者对仕宦官员“忠孝一体”的道德伦理,提出了明确的践行原则:“移忠为孝,臣子之通义,教孝求忠,君子之至仁。忠孝一原,并行不悖。故曰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犤2犦(P12503)事君“尽忠”与事亲“尽孝”,成为古代仕宦官员立德修身、为政为人的最基本道德价值判断。考察忠与孝二者间相互关系,孝为本,忠为用,孝的目的在于求忠:“夫惟孝者,必贵于忠”犤3犦(P41);“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犤4犦(《学行典孝弟部总论一》)儒家思想倡扬孝道,以孝德化民,其最终目的是移孝入忠,把社会民众统统教化成为俯首贴耳的忠君顺民。儒家孝道伦理的重大特征之一是孝道泛化论,即把人事社会的种种活动,统统看做是孝的推广或非孝的表现,甚至包括“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犤1犦(P469)。这一行孝原则实践于古代官场社会,一切仕宦为官的职守职责及官风官德行为,统统被儒家学者纳入孝德规范的评判范围,如:“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58JXSHKX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犤1犦(P469)在这里,仕宦官员孝与非孝的道德评判,虽然涉及其为人为政的广泛内容,但本质核心,却体现在事君以“忠”这一根本的政治标准方面。所谓“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犤5犦(P95),明确表述了“忠”是仕宦官员行孝实践的最基本原则,而“处官廉”、“临难死”,则是人臣之孝事君尽忠的具体实践。从孝出发,由孝而忠,“孝于亲者必忠于君”,“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犤4犦(《学行典孝弟部总论一》),不仅反映出孝与忠在伦理融通方面的同构一致,而且也是儒家忠、孝伦理付诸官场政治实践的历史经验总结。中国古代社会是家国一体的皇权政治社会,皇权政治的稳定需要忠臣,而培养忠臣最有效的途径是“教孝求忠”。也正是基于儒家“惟忠本于惟孝也”的用人经验总结,封建国家在官场人事铨选方面,才非常注重以孝察忠的道德品行要求。下面以唐代为例,就此问题作简要分析。《新唐书》卷195:元让孝悌有名,“中宗在东宫,召拜司议郎,武后谓曰:‘君孝于家,必能忠于国,宜以治道辅吾子。’”《旧唐书》卷88:韦承庆、韦嗣立兄弟以孝悌知名,武则天执政期间,时任凤阁舍人的韦承庆因病去职,则天召时任地方县令的韦嗣立入京,对其曰:“卿父往日曾谓朕曰:‘臣有两男忠孝,堪事陛下’。自卿兄弟效职,如卿父言。今授卿凤阁舍人,令卿兄弟自相替代。”《全唐文》卷45唐肃宗《册皇太子尊号赦文》:“其天下孝义之门,各与一子官,委采访使具名闻奏,量文武处分。”上述第一、第二例材料,涉及唐代武则天“忠孝一体”的用人原则,在武则天“孝于家,必能忠于国”的用人观念的支配下,以孝悌知名的元让被拔擢为东宫府太子属下,而品性笃孝的韦嗣立更由位卑品低的地方县令一跃而为朝廷中枢机构要员。第三例材料,涉及唐代“以孝选官”的基本原则,从孝悌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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