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本走向民主: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演变历程

作者:胡献忠 刊名: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 上传者:王玉山

【摘要】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起源较早,但始终未能完成向近现代民主制度的转变。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性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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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是一种将民众视为治国安邦根本的政治学说,它重视、承认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反映了民众的愿望和要求。尽管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补充,仍不失其进步意义。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是与“专制”相对立的一种政治制度,其本意是民众的权力,由民众进行治理、统治,它强调的是民众直接参政,并与法治密不可分。但民本与民主并不冲突,前者是后者的前奏曲。从民本到民主,贯穿着尊重人的价值和反对君主专制的基本原则。纵观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演变历程,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从民本走向民主的过程。一、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起源与发展“民本”一词最早见于《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的先哲很早就懂得了民众对于国家政治的特殊作用。西周之初周公提出“敬德保民”思想,劝诫国君要体谅小民“稼穑之艰难”(《尚书无逸》)。这标志着先秦民本思想的萌芽和产生。春秋战国时期,战事频仍,小农经济是国家兵力和财政的直接来源,先秦诸子几乎都把民心向背看做政治兴败的根本,而以儒家尤为突出。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民本学说,他认为国君应加强修养,以民表率,“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他还说:“宽则得众”(《论语尧曰》),主张对民要宽,实行“保民”、“惠民”、“富民”政策。孟子对民本思想做了系统的发挥,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民贵君轻”的政治卓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将民的地位、作用提到高于君的程度,从而得出“得其民斯得天下”(《孟子离娄上》)的结论。荀子则用生动的比喻来阐述君与民的关系:“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荀子王制》)既肯定人民的利益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主体,同时也强调君主的权力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稳固。这样,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就渐趋形成了。秦汉以后,民本思想得到继承和发扬。西汉初期贾谊总结秦亡之教训,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1]“戒之哉!戒之哉!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1]汉武帝时,儒学取得了“独尊”地位。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民本思想,宣称“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之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2]鉴于南北朝长期分裂和隋短暂统一的历史教训,唐太宗接受了“载覆论”,他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3],“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3]。至此,养民、安民、保民、恤民、最终达到“治民”,就成为一套完整的治国方略。可以说,民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解决了一定的社会现实问题,促进了社会93的进步,但其始终未能成为治国安邦的主导思想,推行民本政治的汉文景、唐贞观仅仅是封建王朝中少有的几个政治清明时期。到了宋代,针对国贫民弱之势,一些开明的政治思想家进一步呼吁以民为本。北宋张载提出著名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4]的著名观点,认为广大民众都是同胞兄弟,万物是人的伙伴。程颢和程颐主张施行仁政,“以王道为中心、以生民为念”[5]。朱熹是两宋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四书集注》中反复引用并阐释“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宣称“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6],强调“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7]。朱熹的民本思想对元明清各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皇权的腐败,汉族政权往往不能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以致宋亡于元,明亡于清。深受刺激的儒家学者开始反思君主专制的弊端,中国传统的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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