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网络与信息安全政策法律中的情报观

作者:王英;王涛; 刊名:情报资料工作 上传者:黄远新

【摘要】文章通过对政策法律文本的分析,发现其中的情报观主要有:安全情报和发展情报的一体化,情报人才培养,情报组织与内外群体的协作互动,就推动情报共享与协同、重视情报众包和外包、启动情报与安全审查、共建情报保障体系、尊重并维护情报伦理等情报工作制度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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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网络与信息安全政策法律随着以大数据为核心内容的网络社会的到来和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网络信息资源得以深度挖掘,并被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领域。今天,网络已经成为重要“关键基础设施”,网络的正常运行对一个国家的各个领域都是牵一发而至全身的。2013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网络和信息安全牵涉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我们面临的新的综合性挑战”[1];2014年2月27日,习近平在其主持召开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再次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2]。可见,从政治高度来看,网络与信息安全在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位置。甚至,在世界范围内看,它已然成为世界各国情报人员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比如,一些发达国家经常在网络空间窃取大量的敏感信息[3],特别是一些西方情报人员会利用互联网平台大量窃取我国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4],进而从事富有竞争性的情报活动。俨然,网络与信息安全已经成为关乎各领域情报安全和情报活动安全的重要影响因素。为此,有必要对我国网络与信息安全政策法律中明示或隐含的情报观形成深刻的认知,以洞悉情报工作理念和态度。根据社会心理学的观点,稳定的态度更能预测行为,态度强度也会影响行为出现的可能性[5]。因此,在我国网络与信息安全政策法律中频繁出现的展示情报工作态度的情报观会一定程度上决定国家情报工作行为。情报观,体现了人们对于情报事业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方略的总的认识或看法,同时它也能指导国家情报事业发展方向。我国网络与信息安全政策法律主要有三个层次(详见表1):第一个层次虽然没有直接描述网络与信息安全,但是从国家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高度对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有关信息活动涉及国家安全的权利义务进行规范,如《宪法》《国家安全法》《保守国家秘密法》等;第二个层次是直接约束计算机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的政策法律,如《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等;第三个层次是针对信息内容、信息技术、信息安全产品等的规定,如《电子出版物管理暂行规定》《中国互联网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等[6]。表1我国网络与信息安全政策法律纵观我国网络与信息安全政策法律,发现政策法律文本中仅有少数出现“情报”字眼,但提到“国家秘密”的不在少数。那么,情报与国家秘密是什么关系呢?一般意义上的情报,按照情报的来源途径和属性,可分为公开情报和秘密情报。公开情报是指通过公开或半公开渠道获取的情报信息;秘密情报则是指通过不公开渠道以窃取、刺探、渗透、策反、收买等方式秘密获取的情报信息。而国家秘密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7]。可以推断,一般意义情报的利益指向广泛涉及国家、社会组织、机构,且有和个人等各类社会活动主题,而国家秘密的利益指向仅为国家。因此,国家秘密是一般意义情报中最重要的内容,也是秘密情报中最重要的内容[8]。那即是表示,我国网络与信息安全政策法律或明确或隐晦地表达了情报信息和情报工作相关模式或立场,即情报观。通过对政策法律文本的内容分析,可以窥见其中的情报观主要有(见图1):安全情报和发展情报的一体化,情报人才培养,情报组织与内外群体的协作互动,就推动情报共享与协同、重视情报众包和外包、启动情报与安全审查、共建情报保障体系、尊重并维护情报伦理等情报工作制度达成共识等。图1我国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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