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身份转换如何影响农村移民的主观福利——基于CLDS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作者:温兴祥;郑凯; 刊名:财经研究 上传者:周飞菲

【摘要】户籍制度的深化改革,将使更多的农村移民实现户籍身份的转换,成为城市里的永久性居民。农村移民在城市能否实现主观福利的融合,事关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质量。文章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年的数据,实证考察了户籍身份的农转非是如何影响农村移民的主观福利的。实现了户籍身份转换的农村移民的幸福感高于未实现户籍身份转换的农民工,逐步回归和OB分解的结果均表明,劳动力市场状况、社会保障状况和社会资本状况的改善,可能是户籍身份转换提高农村移民主观福利的主要因素。相比较而言,收入和人口学特征这些传统因素无法解释农转非对农村移民主观福利的影响。对农转非农村移民和城镇原住民的主观福利状况的考察表明,两者之间不存在幸福感的显著差异,即农转非农村移民实现了主观福利上的城市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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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幸福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如何提高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是各学科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普通老百姓都关注的重要议题。传统的经济学研究,强调收入等社会经济状况对个体主观福利的影响(Easterlin,2014)。例如,发展经济学家们致力于寻找摆脱贫困、改善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办法,以此提高人们的主观福利(Becker等,2008;Requena,2016)。虽然收入和主观福利这两者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但是发达国家战后经济持续增长带来的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并没有持续不断地提高人们的主观福利水平,出现了收入和幸福感的悖论。中国目前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国民收入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持续提高,但人们的主观福利并未得到相应的提高(Easterlin等,2012)。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影响人们主观福利的影响因素,其中包括制度因素(陈刚和李树,2012;陈前恒等,2014;张峰和贾岚暄,2016)。中国作为典型的制度转型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遗留下来的制度安排对当下人们的社会生活仍然具有持久的影响。本文考察户籍制度如何影响人们的主观福利,具体为城市中农村移民的主观福利水平是否以及如何随着户籍身份的转换而得到提升。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发展密切相关。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了人口的异地流动,使城市化的进程异常缓慢。改革开放后,户籍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处于不断的改革之中。户口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日益放松,人口的异地流动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Tan等,2016)。随着人口流动规模的持续增加,户籍制度的改革已滞后于城镇化的现实发展,突出表现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差异。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城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不同于过去以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大为表现形式的土地城镇化(Wang等,2015),新时期的城镇化战略强调以人为本,更多地关注城镇化中的人。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来说,我国的城镇化已经从人口流动阶段过渡到了市民化阶段。由于城乡之间巨大的生活水平差距,老一代农民工流动就业的目的是提高生活水平,他们最终会返回农村老家。在城镇化的新时期,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就业,更多的是追求自身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社会、渴望和城市居民一样幸福。新老农民工追求美好生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城镇化的发展方式也需要发生相应的转变。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通过赋予农民工均等的公共服务,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蔡昉,2013)。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户籍身份差异只是一种名义上的不同,更为实质的是附着于户籍之上的公共服务和福利。城市居民拥有住房、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种种福利,而身在城市的农民工则无法享有这些本地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福利。农民工实现户籍身份的转换,成为城市永久性居民,也就意味着获得了在住房、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益(Deng和Gustafsson,2014)。能够实现户籍身份转换的农民工往往具有较好的劳动力市场表现,这有利于他们社会经济状况的提高和社会资本的积累。本文从与户籍身份密切相关的三个方面,即劳动力市场状况、社会保障状况和社会资本状况,实证考察了户籍的农转非如何影响农村移民的主观福利。本文区分两类农村移民:(1)在城市工作生活,但尚未实现户籍身份转换的农民工;(2)曾经拥有农村户口,但已实现户籍身份转换的城市永久性居民。这两类农村移民在同一调查时点处于不同的户籍制度下,但他们有着共同的农村居民出身。因此,相对而言具有更多的可比性。在明确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本文采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数据,使用主观幸福感作为主观福利的衡量指标,并构建了和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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