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新兴女子教育对四川女性文学发展的影响

作者:谭梅; 刊名:中华文化论坛 上传者:刘瑞

【摘要】从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开始,巴蜀社会便开启了艰难的现代化历程。在一系列的社会新变之中,对女性命运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教育权的获得。与家国同构的古代社会不同,现代学校是按照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建构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解放思想、以及反映女性解放思想的女性文学正是在这样一个现代的社会空间中被孕育和孵化。地方人事合力兴办的女子学堂为四川女性命运的改变提供了一个打破旧式结构、孵化民主、平等与自由的社会空间;深受新文化影响的师资和包涵着现代科学精神的课程设置,不仅让女学生们学习到了具体的新知识,而且在她们的头脑中掀起了巨大的启蒙风浪;而各女子师范校的校刊又为女学生初露头角提供了最合适的实践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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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开始,巴蜀社会便开启了艰难的现代化历程。历经四川保路运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近代巴蜀社会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模式、文化思想、社会结构等方面都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重大的社会变革既影响到了女性的生存状态,又给延续了几千年的性别观念、社会性别制度与两性关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以男尊女卑为核心的传统妇女观渐渐被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妇女观取代。在此基础上,新的伦理道德、新的女性行为规范和新的两性关系模式等社会性别关系的新秩序都开始在摸索中重构。在这一系列的新变之中,对女性命运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教育权的获得。与家国同构的古代社会不同,现代学校是按照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建构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解放思想和女性文学正是在这样一个现代的社会空间中被孕育和孵化。一、地方人事合力与四川女子学堂的兴办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清政府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系列规定首次正面谈及“女学”。其中,《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中的“蒙养家教合一章”明示“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虽然,此次颁布的章程是将女子教育限定在家庭教育范围之内,并没有在学制系统中给“女学”以独立的地位,但却为民间“女学”的发展预留了转圜之地。也正是在此前后,有别于传统“女教”的新式社会化的四川女子学堂次第开办起来。1907年,清政府颁布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终于在全国学制系统中正式承认了女子教育的合法地位。然而,“女学”的发展也并没有因此走上康庄大道。正如学者黄湘金在《“癸卯学制”与晚清女子教育》一文中所论,“晚清学务部门的行政力量非常有限,有令不行、禁而不止是晚清教育界乃至晚清社会的习见状态,因而女学的命运,更多取决于督抚、地方官员对女学的好恶,以及二者与一地士绅的合力或角力的结果。”(1)不仅晚清如此,民国初年由于政权的频频更迭更是如此。具体到四川而言,女学教育是在地方官员、官绅夫人、军阀、先进知识分子、士绅等多方人事交错博弈下曲折向前发展的。清末,四川总督岑春煊及其继任者锡良都是志在振兴四川的封疆大吏,在他们的任期内都积极响应清政府“兴学育才”的新政,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来促进包括女学在内的四川新学的发展。1902年,四川当局设立了省临时教育行政机关学务处,省内各府厅州县也奉文陆续将儒学署改为学务局。此外,1904年,四川又成立省学务调查所,各府、直隶州厅设立学务综核所。在省学务处的统一调度之下,大部分府厅州县积极动作,各级各类或官办的或民办的新式学堂自此开始大规模的兴起。不仅如此,四川督署还将各地政府新学堂开办情况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重要内容。“1905年,锡良给办学积极有效的简州知州、什邡知县等15人记功,对敷衍了事,禀报不实的绵州知州、郫县知州等11人记过,次年又通报嘉奖办学‘不愧表率’的邛州知州方旭一干人。还奏请朝廷将方旭从五品知州迁为与督抚并行的四川提学使。同时将‘学务毫无整理’的剑州知州茹汉章等免职。”(2)在这有利的政治氛围中,1903年,重庆成立了第一个振兴女学的民间组织“女学会”,并制定了纲领性文件《重庆女学会章程》。在该章程中明确了本会的宗旨:“凡有关于女学之责任,如整齐学务,建立学堂,编书购器等事责,本会皆尽力肩任之。无论会内外诸友,有以女学事来询或托办有关女学之事,本会皆可代办,总期让无学之女为有学。”(3)随后该会即设立了女子学堂。1905年,泸州也成立“女学会”,并创办了女子师范学校和女子初等高等小学堂。在兴办女子学堂的民间势力中,除了开明的士大夫鼎力支持之外,士绅夫人也是尤其值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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