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狂欢下的隔膜——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多重对话关系

作者:张葵华; 刊名:新乡学院学报 上传者:卞曙晓

【摘要】影片《我不是潘金莲》带有鲜明的现代悲剧色彩,在言语狂欢中建构了多重对话关系,主要分为:第一,影片内部的对话关系,从角色身份上可以细分为三种,即平民之间、官员之间、平民与官员之间的对话关系。这三层对话关系体现了影片的悲剧意味,被阻断或错位的各种对话关系体现了人的困境以及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无法理解的隔膜,映射出社会的荒诞、他人即地狱等一系列哲理。第二,影片或者导演与观众的对话关系,造就了一个交往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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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很好地借原著之魂,利用电影独特的视听艺术手段在精神层面上有新的创造和提高。表现荒谬的情境里人物言语狂欢下的隔膜是这部作品的精髓,“看似李雪莲是荒谬的,但是它对应的那整个系统也是荒谬的,等于是用荒谬来对荒谬,他用非常写实的手法来写荒谬”[1]。的确,在影片人物言语交锋形成的狂欢中读者可以感受到各种对话被阻断之后人的孤独以及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无法理解的隔膜。该影片建构了多重对话关系:一是影片内部的对话关系,从角色身份上可以细分为三种,平民之间、官员之间、平民与官员之间的对话关系,这三层对话关系体现了影片的悲剧意味,揭示出“他人即地狱”“社会是荒诞的”等一系列哲理。二是影片或者导演与观众之间形成的对话关系,无形中造就了一个交往领域。一、影片内部的对话关系(一)平民之间李雪莲之所以陷入困境无法自拔,根本原因在于她与前夫秦玉河关系破裂,情感、尊严受到严重磨损和贬低后急于拯救自己,通过各种途径向外界求援。众人皆认为李雪莲是瞎折腾,而她自己否认这一点。李雪莲告状的目的是先打官司,证明这离婚是假的,再跟秦玉河结婚,然后再离婚。可见其最初的告状抱着一种挣回颜面的自私目的,从心理上不愿承认自己弄巧成拙和被秦玉河抛弃的事实。当事人秦玉河拒绝出庭,这意味着他在离婚这件事上已经主动断绝和李雪莲对话的可能。当法院依法判定离婚有效后,无法获得外界认可和理解的李雪莲再一次转向前夫寻求对话处理,但遭到秦玉河的拒绝,并被当众类比为潘金莲。人格遭贬损的李雪莲陷入了新一轮的绝望、痛苦,离婚真假问题由此转换成是不是潘金莲的问题。这次对话不仅于正事无补,它引发的新的矛盾又把李雪莲重新推向寻求与外界对话的征途。无论是用私力报仇还是上访,这一次行动的动因与其说是因为她被前夫的言辞激怒了,不如说是她出于一种女性本能去维护自身的尊严和女性独特的道德诉求。从这一层面来看,执拗的、半法盲式的李雪莲似乎开始为女性正名发声:我不是潘金莲。众所周知,潘金莲的形象被一种不公平的、歪曲的男性视角定义为堕落、淫荡、可耻的代名词,很显然李雪莲是在认同男性文化规定的“潘金莲”这一词语的内涵意义的基础上企图与“潘金莲”划清界限、自证清白的,正因为她没有也不可能上升到一种自觉的女性身份政治的高度来寻求法律的正名,仍然执着于一种自私的内心真实——离婚是假的,我不是潘金莲,这就引发了之后一系列对话的错位。在刘震云笔下,人物陷入绝境寻求超越途径时大多会动杀人之念,譬如《一句顶一万句》中的吴摩西和牛爱国,作为弱女子的李雪莲亦不例外。她以身体为交换条件和屠夫讨价还价,结果欲望与仇恨之间并没有构成一种响应关系,反而在你来我往的讨价还价中营造出含泪的幽默。后来的赵大头之所以能取得李雪莲的信任,在于赵大头愿意和她结婚(后来的真相是想立功升职的法院专员使用的美男计),让被前夫嫌弃、背负污名的李雪莲有重新被需要被尊重的感觉,至少赵大头并不认为她是潘金莲,他们之间的对话存在某种意义上的相通之处:李雪莲其实也渴望踏实过日子。二者关系的决裂恰恰是因为李雪莲识破了这种相通性的虚假。陷入第三次绝境的李雪莲对自身生存状况的焦虑和对他人的恐惧应该说达到了最大化,她义无反顾地再次奔向北京,得知所谓祸根秦玉河死亡——唯一能还她清白的证人彻底消失了——后很自然地选择自杀。与果农的三言两语却让李雪莲意识到原来人与人之间本质上就是一种相互折磨的关系,自己的这点委屈算什么呢?觉醒始于认识到荒谬,李雪莲所经历的困境是荒诞社会中人的典型处境,萨特在其哲理剧《禁闭》中对现代人的这种存在境遇做了经典概括:他人即地狱。(二)官员之间作家、编剧刘震云曾经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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