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夫曼的自我观论析:认识论阐释与本体论取向

作者:王晴锋; 刊名: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顾悦君

【摘要】自我是欧文·戈夫曼社会学的重要主题,拟剧论探讨了自我的呈现及其结构,它强调自我是情境的产物,尤其是自我作为展演性的角色在某个场景中弥漫式生成的拟剧效果。戈夫曼关于自我的论述是以互动秩序为导向的,他真正的旨趣在于自我与互动秩序之间的关系,因此,互动仪式成为维持自我的重要手段。情境化的自我与社会控制密切相关,与之相应地是抗争性自我。总体而言,戈夫曼至少存在两种自我观,一种是在论述精神病院等全控机构时表现出来的自我,它是实质性的、主体性的;另一种是在拟剧论中呈现的自我,它是虚质性的、客体性的。这一虚一实共同构成了戈夫曼自我观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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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戈夫曼的学术生涯中,对自我的探索与追寻一直是重要的主题。许多学者认为戈夫曼毕生关注的是面对面互动及其对自我的约束,甚至认为他是一位“关于自我的民族志学者”。[1]从20世纪50年代末的开山之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到60年代的《污名》(Stigma)、《互动仪式》(Interaction Rit-ual)和《策略性互动》(Strategic Interaction)一直到70年代的《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戈夫曼不断地重返自我及其呈现之主题。在《收容所》(Asy-lums)中,戈夫曼甚至明确指出其主要意图是提出“关于自我结构的社会学阐释”。[2]因此,如果说面对面互动是戈夫曼研究的一条明线,那么自我则是贯穿于戈夫曼思想的一条隐线。本文在梳理西方学术界关于戈夫曼自我观的论述之基础上,探讨戈夫曼社会学中自我观的认识论与本体论问题,包括自我的本质与构成、情境化自我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等。与很多关注行动和制度的社会学家不同,戈夫曼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是互动中的自我以及它如何通过互动得以维持,因此,在迪尔凯姆式仪式观的基础上探讨自我与互动秩序成为本文的重要内容。一、关于戈夫曼自我观的三种解读西方学者一直较为关注戈夫曼著作中有关自我的思想。类似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的本我、自我和超我思想以及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主我(I)和宾我(Me)观念,戈夫曼的自我观也可以分解为不同的要素,并进行不同的解读。在诸多关于戈夫曼自我观的文献中,大致可以梳理出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约翰·洛夫兰德(John Lofland)的解释。20世纪60年代初,洛夫兰德曾是戈夫曼的学生,他指出戈夫曼的自我观具有三重维度。[3]第一种是正式自我,即情境化自我,它是一个人的角色或脸面,这种自我受社会情境的制约。正式自我与个人是分离的,个人通过展演将它们表现出来。正式自我是社会化的自我,它外在于个人,处于不同类型的社会控制之中。正式自我由角色丛构成,并期待着个体像外套一样穿上它,不同的社会情境有着不同的“外套”和角色,因此有着不同的自我。第二种是表演的自我,它是正处于角色扮演或印象管理状态下的自我,该自我受情感驱使,是“太人性”的自我。[4]第三种是“自我感”或个人身份,它表现为精神的或自然的自我。正式自我与表演的自我之间并不总是一致,两者需要不断地协调与磨合,这两个自我反映了个人欲望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与协调。表演的自我竭力支撑着正式自我的面具,但同时又恼怒于它对创造性表达的限制与约束。正式自我与米德的宾我相一致,而表演的自我相当于米德的主我。(二)罗宾·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也认为戈夫曼对自我有三种不同的社会学阐释。[5]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与《互动仪式》(主要是《行动位置》和《论面子工夫》两篇论文)中,自我包含两个部分:作为角色和作为表演者,两者合起来是自我作为表演的角色。戈夫曼主要关注作为表演者的自我。角色的组织化和管理受作为表演者的自我决定,这与拟剧论的核心观念相一致。第二种自我观主要体现于《收容所》和《污名》,自我不仅是其拥有者与重要他人之间互动的产物,也是成员所属的组织设置和制度安排的产物。从这种视角看来,自我是社会情境之结果,但个体会采取各种方式抵抗和逾越组织制度对自我的定义。第三种是可灵活变通的、作为社会过程的自我,这种自我不是躲藏在事件背后,而是在管理自我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生变化,它主要体现在《框架分析》里。这种自我不再仅是既定的角色集,而是一种组织化的、超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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