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对《抱朴子内篇》伦理思想的影响

作者:宁俊伟;赵懿; 刊名: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上传者:杜世华

【摘要】《抱朴子内篇》是魏晋葛洪编著的一本修道成仙的著作。在该书中,葛洪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修仙之法,指出积善修德是修仙的必要条件之一。《抱扑子内篇》主要的伦理思想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也把忠孝作为大德,要求道教徒恪守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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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晋朝丹阳句容人,生活在东西晋相交之际。葛洪是著名的道教学家、炼丹家、道教思想家;同时也是丹鼎道派创始人,神仙道教奠基人。葛洪著有《抱朴子内篇》,形成了其神仙道教理论体系,素有“小《道藏》”之称,对哲学、宗教学、化学、医药学、民俗学等都有较深远影响,是道教的重要典籍。《抱朴子内篇》不仅把神仙道教理论化、系统化,同时在修仙伦理思想方面与儒家纲常相结合。葛洪生活时代的统治集团为了巩固既定的伦常秩序一以贯之地用儒治世。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儒家伦理仍占主导地位,期间亦有争论,但只不过是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小修小补,实质并未改变。一、引儒入道的伦理依据(一)家庭出身葛洪出身于魏晋江南地区的士族名门,所谓士族是由东汉时期的儒生演变而来,他们以儒家仁义礼智为道德信条,因而葛洪的家世背景决定他骨子里印有深刻的儒家纲常礼教。葛洪在其《抱朴子外篇·自叙》中介绍了自己的家世背景,他称赞其父“以孝友闻,行为士表”[1]649。可以看出,葛洪之所以这样称颂父亲,极力地标榜前人的功绩、传颂祖辈的德行,是由于当时社会仍旧以出身于奉行儒家纲常的名门士族为荣耀。虽然儒学在当时社会思潮之中处于微弱发展的态势,但儒家文化的纲常礼教对于维护统治阶层的地位仍具有不可动摇的作用。因而,从葛洪自身家世背景出发,或者从当时社会世俗约定出发,标榜儒家仍旧势在必行。从葛洪个人受教育情况来看,他在《抱朴子外篇·自叙》中称:“年十六,始读《孝经》《论语》《诗》《易》。”[1]655《晋书·葛洪传》说葛洪以精通儒学而闻名于世。通过葛洪的《自序》及《晋书》的记载,便可明确得知葛洪深受儒家文化熏习,并且精通儒家名教,这就是葛洪在著述中不断引用、融合儒家文化的原因。由此才产生魏晋神仙道教修仙的伦理思想,为道本儒末思想的提出打下坚实的内在基础。(二)政治坏境魏晋是门阀士族统治的朝代,由于战乱不断、朝代更迭频仍,上层统治者渴望能有一套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思想工具。虽然儒学在当时学术中虽处于弱势,但儒家礼教却一直被历朝历代统治者所沿用。魏晋是玄学盛行的时代,亦是道教在上层同民间繁衍滋长的时代,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同时能够给道教合理合法的成长空间,因此儒道结合绝非偶然,而是势在必行。从魏晋门阀本身来讲,门阀士族源于东汉儒生,他们深受儒家纲常的教化,“天地君亲师”是封建礼教的核心根源,四书五经则是教化的典籍,而“君亲”是宗法制度的核心。这一套理论体系是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而建立,因此也一直被封建帝王所延续。而葛洪所处的时代,恰好是门阀士族统治的时代,上层士族为了可以继续享有既得的国家权力,必然要自上而下遵循固有的儒家宗法纲常。这是从魏晋门阀官僚阶层的出身本质而言的,即使朝代更迭不断、社会思潮层出不穷,儒家名教不仅是门阀集团世代出身所沿袭的教化,更是维护国家政权的需要。“宗教神学都要曲折地反映国家的社会政治和人们的现实生活关系,以天国的幻想给处在苦难世界的人们以‘安慰’和麻醉,并把一朵朵假花装饰在统治者的锁链上来束缚被压迫的人们。”[2]157正如胡孚琛先生所言,道教向来都是依附于皇权,在皇权的庇佑下才得以成长,带有深刻的封建宗法性,道教徒同教规礼仪一样必须服务于君王才能够正常进行宗教活动。而道教只是在统治者的控制下用来麻痹民众的思想工具而已。生活在东西晋相交之际的葛洪,出身于士族门阀,他站在上层统治者的立场,对道教进行审视和改革,把儒家教化与道教理论相结合,建立起符合政治统治、社会伦理的一套道德说教,不仅利于壮大道教的发展规模,更有利于维护魏晋国家的政权稳定与统一。(三)社会背景从葛洪个人种种遭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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