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人年谱与中国电影史研究

作者:李道新; 刊名:当代电影 上传者:常玉芬

【摘要】年谱是中国独有的述史体裁和治学方法。从年谱学与影人年谱的角度进入中国电影史研究与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不仅是为了在电影史研究中传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以此克服当下学术领域里反复出现的主观化和情绪化弊端,而且是为了以更加勤苦、谨严的姿态和客观、翔实的方式进入中国电影的历史现场和本土语境,在最大限度还原社会历史面貌和体认影人生命轨迹的过程中,为中国的电影史研究提供必要的知识积累和价值导向,并为重述中国电影史以及构建"中国电影学派"奠定不可或缺的学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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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是“纪传”和“编年”二体史书的演变和发展,是中国独有的述史体裁和治学方法;作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和珍贵遗产,年谱学既受到历代学人的重视,也引发当下学界的关注。无论全祖望的“年谱之学,别为一家”之说,还是夏承焘的“诚史学一长术”之论,甚或胡适的“最好的年谱,可算是中国最高等的传记”之判断,均曾对年谱和年谱学的人文价值和学术地位予以高度评价(1);最近一些年来,年谱编撰也大有从“隐学”变为“显学”的趋势。其中,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和“民国人物年谱长编系列”,已成研究晚清民国时期重要谱主生平、思想、著作和业绩“最全面”“最准确”“最客观”的基本资料(2);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为了促进学科本身的“历史化”或“经典化”工程,年谱编撰及相应的年谱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3)应该说,中国的年谱和年谱学,从宋代初兴,到清代极盛,再从近现代梁启超、胡适的大力倡导,到当下文史学界部分学者的身体力行,均为人物研究及其历史书写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4);并试图在严谨、客观、全面、规范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选择、甄别、考证、校勘与裁剪、补遗、核实、辨伪等多种方法,从“年经月纬”的记述方式和“述而不作”的文体特征,逐渐演变为一种集文献和史料的“还原”与思想和识见的“建构”于一体的研究范式,日益呈现出中国学术的内在发散性和长远生命力。将年谱学和影人年谱引入中国电影史研究和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或者说,在已有的影人年谱和编年史述基础上,重新思考年谱学和影人年谱之于中国电影史研究和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不仅是为了在电影史研究中传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以此克服当下学术领域里反复出现的主观化和情绪化弊端,而且是为了以更加勤苦、 谨严的姿态和客观、翔实的方式进入中国电影的历史现场和本土语境,在最大限度还原社会历史面貌和体认影人生命轨迹的过程中,为中国的电影史研究提供必要的知识积累和价值导向,并为重述中国电影史以及构建“中国电影学派”奠定不可或缺的学术基础。一、中国电影史研究中的影人评传、编年史述与年谱意识显然,兼有电影学与历史学双重品格的电影史学,可以在理论和方法上跟年谱与年谱学建立相应的关联性;作为近现代中国历史研究的一部分,中国电影史研究更需要在观念、范式和撰述等方面传扬年谱与年谱学的优良传统,使其成就为一种既有开放的世界眼光又具独特的中国气质的学术构型。 较具年谱意识的中国电影史研究,始于1960年前后由程季华参与创办并担任编委的《中国电影》(后改为《电影艺术》),并在其组织的“中国电影艺术史”项目中提出了相应的研究构想。遗憾的是,由于政治风向异动、时代风云变幻,“中国电影艺术史”最终“未能实现”(没有撰写完成);在述史体裁和治学方法上,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1963)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却也无法将中国特色的年谱和年谱学坚持到底。(5)1957年7月16日是中国电影事业“拓荒者”郑正秋逝世二十二周年祭日,蔡楚生以“后学”身份及对郑正秋“致其景慕”的心情发表文章,对郑正秋的生平进行了“简单的记述”,并以自己的“一得之见”,对郑正秋的部分作品“试着”提出了一些“个人的看法”。(6)值得注意的是,为配合这篇重要的纪念文章,同期《中国电影》登载了一份郑正秋工作年表。(7)一“文”一“表”,体现出明确的年谱编撰意识和年谱学影人研究思路。其中,《郑正秋电影工作年表(初稿)》从1913年郑正秋26岁时“参加美国人依什尔经营之亚细亚影片公司,编写《难夫难妻》电影剧本,并与张石川合导该片,完成后脱离公司”开始,至1935年郑正秋48岁病逝后“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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