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美学与文化产业

作者:孙盛辉; 刊名:智库时代 上传者:吴晓阳

【摘要】文化产业的实现从根本上等同于文化产品的商品性与交换价值的实现,正是文化产品内在的审美属性让它得以在市场经济中实现价值变现,它引发了消费者的审美愉悦和消费意愿,并为规模化生产提供了可能。康德以"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揭示出了文化产品消费者之消费需求的本质,并以"共通感"阐释了文化产品消费者的消费偏好与文化消费市场形成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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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时代 ·49· 财经智库 “文化经济是以人的精神生产方式提供可供交换的劳动产品和服务的社会文化活动和社会经济活动。”[1]22 作为一种自古有之的经济形态,文化经济将文化文本纳入了经济运行的广阔视域,文化文本作为包含着原创性智力劳动的精神产品在文化经济中与物质产品同样产生了其交换价值。随着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时代潮流的日益突显,文化经济的运行形态逐渐由古典式的、零散的文化文本及劳务的售卖向工业化、有计划的规模生产及市场营销转变,这种转变以“文化产业” 的崛起而最终完成,它的基本特征是文化产品的工业化、标准化生产,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按照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2] 统计标准,在文化产业中,“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居于“文化核心领域”层级。由此可见,文化文本产品及文化服务产品构成了现代文化产业的基本产品形态。 现代文化产业得以产生和发展有赖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现代都市文化的全面兴起及媒介通信技术的巨大革新。“机械复制时代”为文化产业提供了基本的时代语境,商业巨子以荧幕和流行小说为都市市民们提供了一副有声有色的世界图景,让千万人分享着同一个梦境。彼时的文化产业似乎成为肇始于启蒙时代的人文理性主义最鲜明生动的注脚——人类凭借现代科学技术已然再造了一个泽被众人的想象世界,这个想象世界以其五彩斑斓的景象不但复制出自然的全部丰富性,并且能够呈现超越于自然的宏伟奇观。这一现代奇迹背后闪耀的是人类对于美的永恒追求,它曾于凝结于华美的器物与画卷之中、流衍于悠长的街头传唱之间,而现代则进入供需关系的视域,最终创生出现代的文化产品。这种文化产品具有商品性及精神性的二重属性,一方面具有物质商品 的一般属性同时又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内涵,其商品性与交换价值的实现建立在消费者的文化 / 审美需求的满足之上,由此决定了文化产品的审美因素在其产业化运营中的突出表现及重要作用。 文化产品与其他工业产品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后者着眼于对生产、生活中的物质性需要的满足,而前者关注的是消费者的精神生活和审美需求,这便是文化产品的审美功能。消费者对文化产品消费决策的最终依据并非产品物质载体的耐用性或性价比,而是对其审美价值的大小及能够产生的审美愉悦之多少的判断。只要文化产品能够为消费者带来审美愉悦,消费者便会进行购买,形成消费偏好。并且这种审美愉悦感通常会激励消费者向他人寻求认同,个人化的消费体验由此具有了普遍性的可能,这种体验的普遍性将会创造出类似公共空间的泛化的消费意愿,这种泛化的消费意愿是文化产品规模化生产及市场化运作的深层基础。文化产品的两方面审美功能在康德的美学理论中得到了清晰的揭示。 首先让我们把目光集中到《判断力批判》。书中,康德从先验哲学的高度分析了鉴赏判断的性质,描述了审美愉快不同于感官快涉及道德满足的自身特性。鉴赏判断关注的是对象的美或不美,它不依据对象的概念而仅关注其感性形式,并从感性形式中反思其普遍性。这种心意活动并非运用知性对眼前对象进行逻辑把握,由于不涉及概念内容,故鉴赏判断仅联系于主体的情感,它实际上是想象力与知性的协调活动,因此它本质上是审美活动而非认识活动,它的结果是让鉴赏主体产生愉快或不愉快的感情。康德据此进一步按照知性范畴分析了在鉴赏判断中的对象的“美”的性质,即鉴赏判断的四个契机。前两个契机从质与量的范畴分析出 鉴赏判断的特征,即“无利害而生快感”及“非概念而具有普遍性”。从这里可以看出:一切被判定为“美”的事物皆是能给鉴赏主体带来愉悦感的事物,这种为鉴赏主体带来愉快感的“美”,即审美快感,正是文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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