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世界数学研究中心”的洲际转移

作者:李工真; 刊名:贵州社会科学 上传者:李海燕

【摘要】1933年纳粹政权发动的"文化清洗运动"给德国这个传统的"数学王国"带来了灭顶之灾,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数学学会"的领导者们成功地抓住了这次千载难逢的良机,顶住了美国数学界内部的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浪潮的压力,以统一的优待政策接纳了这些被纳粹政权扫地出门的德国数学大师。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和纽约大学"库朗数学科学研究所"的快速发展,最好地证明了这些流亡而来的德国数学大师们对美国数学发展的决定性贡献,正是这种贡献,才使美国成功地取代德国成为了新的"世界数学研究中心",从而完成了这场"世界数学研究中心"的洲际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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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初以来,德国的大学,尤其是哥廷根大学的数学学科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Carl FriedrichGauss)、勒琼·狄利克雷(Ljeune Dirichlet)和伯恩哈德·黎曼(Bernhard Riemann),到费利克斯·克莱因(Felix Klein)、大卫·希尔伯特(DavidHilbert)、赫尔曼·闵可夫斯基(HermannMinkowski)和卡尔·龙格(Carl Runge),再到理查德·库朗(Richard Courant)、爱德蒙·朗道(Edmund Landau)和赫尔曼·外尔(HermannWeyl),经数代人的努力,到20世纪20年代,哥廷根大学已发展成为“数学的麦加”并一直保持着它“世界数学研究中心”的地位。那时,在全世界数学专业的学生中,最响亮的口号就是:“打起你的背包到哥廷根去!”[1]148然而,哥廷根大学的这种“数学的麦加”地位连同德国的“数学王国”地位却在1933年后迅速崩塌,而美国这个过去在数学领域里不过处于二流水平的国家却在“二战”之后一跃而成为了新的“世界数学研究中心”。这场“世界数学研究中心”的洲际转移是如何发生的?要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除了要了解纳粹德国的“文化清洗运动”导致的人才外流对德国“数学王国”的毁灭性影响外,还需要探讨以下这几个重要问题:在接受、安置德国流亡数学家的过程中,美国的援助组织做出了怎样的努力?美国数学界的内部展开了怎样的斗争?德国流亡数学家为美国数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怎样的贡献?这些贡献对美国在数学领域里取得世界性领导地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一、德国数学家的流亡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的营救努力德国数学家的流失,如同物理学家、化学家的流失一样,早在1920年代末就开始了。尽管人们将1929年12月“哥廷根大学数学研究所”的成立视为德国数学发展“全盛时期”的标志,但事实上,这种“全盛”局势中本身就隐藏着某种危机。在魏玛时代,由于德国每年都有大批高水平的数学博士被培养出来,因此到20年代末这些年轻数学人才的就业、职位问题便显得异常突出。就连像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Neumann)这样的数学天才,也感到自己在德国很难有发展前途。这位已经在集合论、代数学以及量子论研究方面小有名声的年轻科学才俊,当时不过是一名汉堡大学数学系的编外讲师。在当时德国大学的数学领域里,已有的和预期的空缺职位的数量极为有限,却有40名至60名编外讲师指望能在不久的将来获得教授之职,但3年之内只可能有3个教授席位。然而就在此时,受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局势的影响,德国反犹主义的浪潮已开始在大学里泛滥,政治事态的发展使得学术研究变得日益艰难,有犹太血统的编外讲师要想在德国的大学里获得教授职位已无可能,这一时期移民到美国的德国数学家就达10人以上,他们都是有犹太血统的年轻编外讲师。约翰·冯·诺伊曼只是其中之一,他于1930年移民美国,3年后成为新创立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正式教授。[2]237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登上德国总理宝座,这不仅意味着德国议会民主制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德国这个传统的“数学王国”即将面临的一场灭顶之灾!同年4月7日,纳粹政权通过颁布《重设公职人员法》,在德国高校里发动了一场驱逐有犹太血统、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清洗运动”。素有“数学的麦加”之称的哥廷根大学,由于过去聘用的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特别多,因而在这场“运动”中成为了“重灾区”。它所有有犹太血统的数学家,如理查德·库朗、赫尔曼·外尔、爱德蒙·朗道、埃米·诺特尔(Emmy No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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