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与钱韵玲爱情和婚姻的历史考察

作者:胡艺华;潘婷; 刊名: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上传者:孙春草

【摘要】在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波澜壮阔的音乐人生中,钱韵玲作为他的妻子,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她与冼星海富有传奇色彩的爱情和婚姻,发轫于音乐演出的舞台,成熟于红色延安的土壤,淬炼于抗日救国的战火,定格于黄河怒吼的歌声。从总体上看,冼星海与钱韵玲之间先后经历了从相识相交到相知相恋,再到相随相伴,最后内化为相念相思,每一个历史阶段都蕴含着可歌可泣、可敬可叹的精彩故事,既浸润着传统文化的血脉,又闪耀着革命理论的光芒,也映照着红色初心的赤诚,更洋溢着音乐情怀的浪漫,堪称是马克思主义爱情婚姻观的生动范例,为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爱情婚姻的培育和升华提供了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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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爱情,高尚的人格支撑高尚的婚姻,冼星海和钱韵玲之间既有伟大的爱情,也有高尚的婚姻,耐人寻味、令人敬慕、给人启示。冼星海,1905年出生于广东番禺,1945年病逝于莫斯科,是中国现代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教育家。这位贫苦渔民的遗腹子,在时代浪潮的激荡之下终其一生用音乐为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而奋斗,被毛泽东称为“人民的音乐家”。钱韵玲,1914年出生于湖北咸宁,1994年于杭州去世,是中国近代知名的音乐教育家,在儿童音乐和群众歌曲的创作方面成就斐然。红色教授钱亦石的这位女公子,在抗战歌咏运动过程中与冼星海并肩同行,成为生死伴侣,与冼星海紧紧联系在一起,倾注毕生的心血支持冼星海的音乐创作,继承冼星海的遗志,传承冼星海的精神,可以称之为“冼星海背后的女人”。作为一个以革命为己任、具有英雄气概而又性格内向的音乐家,冼星海对钱韵玲这位战火中的生死伴侣、音乐上的忠实助手、生活上的得力帮手,倾注了崇高、真挚、朴实的大爱深情。他们的结合是革命与音乐的碰撞、青春与理想的交融、爱情与命运的共振,开创了中国音乐界革命伉俪、生死伴侣的新风尚,谱写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感天动地的爱情婚姻之歌。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爱情和婚姻发轫于音乐演出的舞台上,成熟于红色延安的土壤,淬炼于抗日救国的战火中,定格于黄河怒吼的歌声里。每一个历史阶段都蕴含着可歌可泣、可敬可叹的精彩故事,既浸润着传统文化的血脉,又闪耀着革命理论的光芒,也映照着红色初心的赤诚,更洋溢着音乐情怀的浪漫,堪称是马克思主义爱情婚姻观的生动范例,为文艺工作者爱情和婚姻的培育和升华提供了示范引领。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艺界的培育和践行,红色家风和家庭文明在文艺工作者队伍中的传承与发展,都迫切需要我们深入到历史的场景中去全面考察、科学解读冼星海和钱韵玲这一对革命夫妻、音乐伉俪在爱情和婚姻方面的精彩故事。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冼星海和钱韵玲从初在上海时的模糊印象,到武汉时的相逢相恋,再到延安时的不离不弃,最后“两地遥隔,能不依依”[1]。他们的爱情与婚姻经过了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最后到升华的过程,对此我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进行考察。一、奠基阶段:冼星海和钱韵玲的相识相交1935年冼星海从法国学成归来,即在上海投身于抗战歌咏运动,先后创作了《救亡进行曲》《青年进行曲》《保卫卢沟桥》等一系列救亡歌曲,抗战爆发后随“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第二队”赴各地进行巡回演出,先后途径苏州、南京、徐州、开封、洛阳、郑州,一路上既教唱抗战歌咏,又创作救亡歌曲,于1937年10月3日到达当时的全国抗战中心武汉,随后进入到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三厅文艺处音乐科工作。在郭沫若、田汉的直接领导下,冼星海与张曙等人一起组织大规模的抗日群众歌咏运动,同时创作了《游击军》《在太行山上》等一大批抗日歌曲。此时的冼星海已经33岁,漂泊的生活、动荡的时局使得他一直孤身一人,他把主要心思都花在谱写抗战歌曲上,但是作为一个具有艺术情怀的大龄青年,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同样怀有对幸福家庭的期待和对甜蜜爱情的向往。钱韵玲是中国共产党湖北党部早期创始人、我党早期著名教育家、理论家、社会活动家钱亦石的女儿,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儿、最小的孩子,深得父亲的疼爱,从小就随着钱亦石在上海读书,曾在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学习音乐,经常和母亲一起为中共地下党传送信函。“七七”事变之后,23岁的钱韵玲奉命回到武汉,在武汉第六小学担任音乐教师,同时经常参与抗战歌咏运动。来自于不同地方、看似毫不相干的两个人,因为抗战歌咏活动联系在了一起。其实早在上海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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