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传统与中国的哲学和学术分科

作者:李存山; 刊名:中国哲学史 上传者:赵世辉

【摘要】经史传统包括了中国文化的经学传统和史学传统,有时候这也可以成为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概称。我认为"重新认识传统",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文化的"变"与"常"的关系。"变"是指中国文化发展的时代性、阶段性,"常"是指中国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一、经史传统与中国文化的"轴心时期"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经"~((1))。对此,我们应作出分析,即孔子以前已有经书,而并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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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史传统包括了中国文化的经学传统和史学传统,有时候这也可以成为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概称。我认为“重新认识传统”,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文化的“变”与“常”的关系。“变”是指中国文化发展的时代性、阶段性,“常”是指中国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 一、经史传统与中国文化的“轴心时期”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经”【注文1】。对此,我们应作出分析,即孔子以前已有经书,而并非如康有为的今文学家说,六经皆孔子“托古改制”所创;但经学确实可“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而并非如章学诚所说“集大成者周公所独也”(《文史通义·原道上》)。如果这样理解,就把“经学开辟时代”与中国文化的“轴心时期”联系在一起。 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文史通义·易教上》)这里的“史”并非后世“经史子集”意义上的“史”,而是特指作为“先王之政典”、“未尝离事而言理”,即作为中国上古文化之精华、“天与人参”、“官师合一”、“政典与史同科”意义上的“史”。 章学诚说:“三代以上之为史,与三代以下之为史,其同异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文史通义·书教上》)所谓“撰述无定名”,就是说三代以上之“史”并非后世一般“史部”意义上的“史书”。由此可知,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之说,还不能以所谓“夷经于史”来评论之。 正是从“六经皆史”,即在中国上古“王官之学”的时代“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的意义上说,经学的经书或经典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因为“经者常也”,在经书中蕴含了中国文化的“常道”或核心价值观,所以亦可谓经书是中国文化的“根”与“魂”。 虽然经书源于上古,但是“经学开辟时代”则是春秋以降的后“王官之学”时代。此时,“周衰文弊”,学术下移,士阶层崛起,孔子创立民间教育,“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经过孔子的删《诗》《书》,订《礼》《乐》,序《周易》,作《春秋》,遂形成了经学的六经系统,在湖北荆门郭店村出土的竹简《六德》和《语丛一》中就有了六部经书的排列【注文2】。 孔子高扬仁学,创建儒家学派,他的“述而不作”实际上是“述而有作”。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的删述六经,即自觉地“因革损益”了中国上古时期的文化。他的“述而不作”,实际上是既有继承亦有创作。如关于《尚书》,孔子“独存其善,使人知所法”;关于《春秋》,孔子“严其褒贬之辞,使人知所惧”(许谦《读书丛说》卷一)。关于《周易》,孔子说:“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我观其德义耳也”(马王堆帛书《要》)。通过这样一种既有继承亦有创作的方式,孔子以及其他先秦诸子实现了中国文化在轴心时期的“温和”的“哲学的 突破”【注文3】。亚斯贝尔斯说:“假如我们关心哲学史,那么轴心期向我们提供了研究我们自己思想的最富有成果和最有收益的领域。”“那是些完成了飞跃的民族,这种飞跃是他们自己过去的直接继续。对他们来说,这一次飞跃如同是第二次诞生。”【注文4】 正是因为孔子对中国上古文化既有继承亦有创作,在他所实现的“哲学的突破”中既有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亦有思想观念的飞跃,所以可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注文5】。 二、经史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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