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羚羊与秧鸡》中的语言、人性与后人类

作者:丁林棚; 刊名:外语学刊 上传者:陈金玲

【摘要】在阿特伍德的小说《羚羊与秧鸡》中,作者通过语言的没落表达深切的关怀。小说中人性的堕落和语言的没落同时进行,阿特伍德通过这样的情节安排强调语言对于人性的重要意义。语言不仅是思想表达的工具,更是人文、艺术、历史和宗教等的灵魂,是人性的根本。通过这个警示性的故事,阿特伍德告诫人类,在我们面临环境灾难走向灭绝的关键时刻,人性、语言和艺术往往被我们忽略,一味地强调科技和理性的力量,然而,这种理性至上的理念只会致使人类过分关注外在物质世界,任人类文化渐渐枯萎、凋谢在人性的沙漠之中。

全文阅读

在《羚羊与秧鸡》中,加拿大“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 Atwood)通过文学想象给我们提出一个关于人类未来的问题:人类何去何从?在后人类社会,人性能否得以传承?在这部小说中,阿特伍德对人性、后人类状况和语言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小说中,作为“词语人”的唯一幸存者,吉米逐渐丧失语言能力,词语就像他遥远记忆中的点点星光一样闪烁不定,意义开始变得模糊。阿特伍德借此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当语言没落时,人类文化与文明会遭遇怎样的命运?艺术与人性是否就此终结?这令人不得不对后人类社会语言与人性的走向进行深刻的思考。本文将结合小说中作者对语言的关注来阐述人性本质与后人类状况的关系。阿特伍德的反乌托邦小说《羚羊与秧鸡》被解读为一个人类“从主人向怪物堕落”的故事(Ku2006:111)。小说中“基因工程师秧鸡和他的秧鸡人占尽先机,站在宏大的‘自我’的一侧,成为倍受青睐的人类主体”,而作为最后一名人类幸存者的“雪人”(吉米的绰号)却“变成了一个‘他者’”(同上:111-112)。在这个自我/他者的转变过程中,语言的丧失成为阿特伍德最为关心的问题。的确,作为最后一名传统人类,“雪人”的堕落和语言的消亡在小说中是同时进行的。小说中“雪人”常常感到孤独和恐惧,这种孤独并非来自外在环境,而是对人类语言的遗忘。他感觉语言“已经失去它的踏实感,变得非常稀薄、不确定、不可捉摸,就好像一层半流质的薄膜”(At-wood 2003:260)。因此,吉米不停地告诉自己要“牢牢记住那些词语……那些怪词、旧词、罕见词。一旦它们从脑袋中溜走,就永远消失,好像从来不曾存在”(同上:68)。作者通过对语言和人性堕落的并列描写暗示:语言与人文是人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丧失语言就是丧失人性。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在论述人性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时指出,“语言对人类来说是如此必要和自然,没有它人类既不能存在,也不能被认为是存在着的。人要么拥有语言,要么根本不存在”(Agamben 2004:35)。丹尼特则用“话语网络”这一概念来代替语言,认为人类自我就是话语网络。他指出,每一个智人个体都在头脑中编织出一个词语和行为的网络,“而没有这个网络,每一个人类个体就不完整,就像没有羽毛的鸟或没有壳的海龟一样”(Dennett 1991:416)。在小说中,尽管“雪人”努力回忆有关动物种类的词汇,仍然不能阻挡生态灾难后人类消亡的进程。他感到自己所属的物种即将不复存在:“一个物种的灭绝就在他的眼皮底下进行着。门、纲、目、科、属、种。它有几条腿?智人啊,正在加入北极熊、白鲸、中亚野驴、穴鸮的长长的队列之中”(Atwood 2003:344)。如果遗失语言,吉米最终就会褪变成为阿甘本所说的“动物人”(animal-man)而不是一个“人类动物”(Agamben 2004:36)。在小说中,“雪人”常常在人与非人的边缘徘徊,由于长时间独处,“雪人”失去与人类交流的机会,渐渐退化为一个阿甘本所说的不说话的人(Homo alalus)。这让他感到恐惧,害怕自己完全丧失自己的人性。因此,当他看到一只浣鼬的时候,忍不住将它视作自己的倾听者:“过来,乖乖,过来!他引诱着它。它退回到灌木丛中。如果他费点心思去尝试一下,说不定会驯化其中的一只,然后他就有说话的对象了。要是有个说话的对象那可太好了”(Atwood 2003:49)。“雪人”明白,只要有倾听者,他就仍然能够把握自己的存在。正如阿甘本所说,“如果没有语言,人和动物的区别也就消失殆尽”(同上:36)。小说中“雪人”最为担心的就是自己丧失心智。他感觉自己的“脑子出什么问题了

参考文献

引证文献

问答

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