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时期王韬对待西方法政知识的认知与逻辑

作者:李栋;杨莹; 刊名:广东社会科学 上传者:胡益贵

【摘要】两次鸦片战争,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中国以极不情愿的方式被拉进世界万国体系之中。王韬作为这一过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用自己的认知、表达和态度典型地展现了这一充满冲突与碰撞的过程。洋务运动时期,王韬对于西方法政知识的具体认识经历了上海墨海书馆、流亡海外和重回故土三个时期,其对西方法政制度的认识存在着变与不变两种倾向。一方面,王韬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法政知识,超出了"朴素排外主义"的范畴,以一种"心灵开放的民族主义"态度和立场,加入了同时期其他人所不曾掌握的"世界性的元素",调和了学习西方和儒学中国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王韬始终坚信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至上性,对于西方以及英国的思考仍然在儒家"循环论"和"衰退观"的框架下进行,受到"强制同化"和"圣学投影"这种认知—评价心理的制约,因而最终未能更进一步,超越这一时期流行的"中本西末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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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社会科学 2019 年第 2 期 洋务运动时期王韬对待西方法政知识的认知与逻辑* 李 栋 杨 莹 [摘 要]两次鸦片战争,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中国以极不情愿的方式被拉进世界万国体系之中。 王韬作为这一过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用自己的认知、表达和态度典型地展现了这一充满冲突与碰撞的过程。洋务运动时期,王韬对于西方法政知识的具体认识经历了上海墨海书馆、流亡海外和重回故土三个时期,其对西方法政制度的认识存在着变与不变两种倾向。一方面,王韬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法政知识,超出了 “朴素排外主义”的范畴,以一种 “心灵开放的民族主义”态度和立场,加入了同时期其他人所不曾掌握的 “世界性的元素”,调和了学习西方和儒学中国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王韬始终坚信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至上性,对于西方以及英国的思考仍然在儒家 “循环论” 和 “衰退观”的框架下进行,受到 “强制同化”和 “圣学投影”这种认知—评价心理的制约,因而最终未能更进一步,超越这一时期流行的 “中本西末观”。 [关键词]王韬 洋务运动时期 西方 法政知识 君民共主 中本西末观 [中图分类号]D9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114X ( 2019) 02 -0220 -08 两次鸦片战争,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中国以极不情愿的方式被拉进世界万国体系之中。传统 “朝贡体系”被西方列强所主导的 “条约体系”逐步取代。这一过程,意味着 “条约体系” 下新的秩序规则需要被国人所熟悉和掌握。在这种背景下,西方法政知识就有了在中国输入的需求和土壤。在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的接触与碰撞过程中,传统中国人如何面对、认识和理解这些来自西方的法政知识,是一个十分重要且非常有趣的问题。学界过往研究大都从比较宏大的思想层面关注洋务运动时期朝野知识分子对于西学的认知和理解,鲜见从具体法政知识的角度,尤其从涉及英美法的视角,对精英人物进行个案研究。本文试图通过以王韬 ( 字紫诠、兰卿,号仲弢,1828 -1897 年) 为典型,阐述、总结这一问题。 选择王韬是因为他极具代表性。 ① 用学者朱维铮先生的话讲,他“生于江南,长在上海,青 022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英美法在中国近代输入与影响”( 项目号 15CFX013) 的阶段性成果。 年时饱受西式教养,中年后避地香港英国,自三十四岁至六十二岁,人生最宝贵的而立至耳顺的年华,都在域外度过。由域外看域内,眼光不同,对中国的未来估计当然也不同。当时独具此双眼者,就是王韬。” ②的确,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批以译述西书为业的知识精英代表,王韬不仅长期接受西学,而且通过大量文字向国人介绍西方,并结合中国当时之情景,指责时政,臧否人物。因而,对于他的关注和研究,可以从非常具体的侧面,展现中国人对西方法政知识的迎拒态度和内在逻辑。 一、墨海书馆时期 ( 1849 -1862 年) 的初步认识 上海墨海书馆时期,是王韬对于西学初步认识的阶段。1849 年秋,由于父亲过世,家庭经济状况出了问题,他在英人麦都思的邀请下,进入新教伦敦会办的 “墨海书馆”,担任中文编辑。由于工作上的原因,他经常与西人麦都思、美魏茶、合信、雒魏林、伟烈亚力、慕维廉、麦华陀、艾约瑟以及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等人交往。据美国学者柯文考,王韬于 1854 年 8 月 26 日在上海 “受洗”。 ③促使王韬皈依基督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他在墨海书馆一开始所从事的重新汉译 《圣经》的工作。1850 年 7 月他协助以麦都思为首的 “翻译 《新约》圣经委员会”完成了 《新约全书》“官话”的翻译工作,接着,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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