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视域下量化研究方法的边界

作者:王宏禹;王丹彤; 刊名: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上传者:苏泓予

【摘要】比较政治学视域下,量化研究方法对学科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推动了整个学科朝着科学化方向发展,推动了方法论范式遵循着"密尔五法—量化研究—多元方法论范式"的路径发展,推动了理论范式遵循着"国家中心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新制度主义—理性选择主义为代表的多元范式"的路径发展。但是,量化研究方法存在的局限性阻碍其进一步发展。为解决统计数据真实性、学术研究独立性、研究议题解释性等问题,研究者需要以"解释政治现象"为研究目的,以"实证主义、经验分析、比较研究"为研究路径,以研究问题和对象为导向来选择适合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设计中结合定性、定量、质性比较研究的优势,构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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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治学产生于美国,早期的比较政治学也是以美国政治为重点研究对象,带有明显的“美国印记”,但在研究方法上却受到欧洲哲学的诸多影响。大部分学者使用历史学方法研究与国家相关的问题,形成“有限国家研究+历史学”的模式。直到行为主义革命后,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开始强调研究的科学性,提倡“价值中立”,定量分析方法开始进入学科研究视野,政治科学范畴下的比较政治学由此产生。可见,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门学科研究议题的范围、研究视野的广度和深度,量化研究方法直接推动了整个比较政治学学科朝着科学化方向发展。因此,作为方法论领域的重要议题,量化方法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在比较政治学主流研究文献中得到了充分的使用,在研究设计、数据分析、案例选择、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量化研究方法会逐渐取代定性分析,成为比较政治学唯一的方法论范式?比较政治学视域下量化研究方法是否存在使用边界?本文通过分析和反思比较政治学的量化研究方法,肯定量化研究于比较政治学的突出贡献与适用性的同时,尝试界定量化研究方法的使用边界,为比较政治学的科学实证研究奠定方法论基础。量化研究方法对比较政治学的突出贡献研究范式主要是指导研究者选择问题、评估数据、建构理论的价值取向,是科学研究在构建理论框架和运作过程中的操作规范,决定着研究技术的选择、研究对象的范畴和研究议题的深度,是制定研究设计和实施研究实践的前提条件。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收集资料、分析资料的手段和操作规程,具有专门性、技术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在研究技术层面,定性分析指研究者凭借直觉经验选择研究问题、考察研究对象及对象之间的联系、解释政治现象的方法;定量分析是指研究者依据统计数据,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分析研究对象的指标和数值的方式来解释研究问题。可见,两者仅在是否使用数据资料证明理论假设方面就存在本质差异。随着行为主义革命的发展、新兴独立国家数量的增加,定量分析成为比较政治学主流研究方法,既推动学科方法论范式和理论范式的转变,又推动学科朝着科学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比较政治学视域下方法论范式发生转变。“密尔五法”(“穆勒五法”)是传统比较分析的逻辑基础,用来确定政治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包括契合法、差异法、契合差异并用法、共变法、剩余法。但是,仅适用于小样本研究的“密尔五法”无法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首先,二战后,比较政治学研究对象由“西方发达国家”转为“大量新兴民族国家”,传统的小案例比较分析方法无法涵盖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次,求同法和求异法都是单因解释,无法阐明事物发生背后的真正动力和原因,无法满足研究对象的扩大和多因解释的要求;最后,行为主义革命的兴起也推动比较政治学方法论范式的转变,促使实证的、经验的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发展为学科主流。另一方面,比较政治学视域下理论范式发生转变。量化研究方法推动了大量经典命题和理论范式的产生,为比较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首创“范式”概念,提出常规科学的本质是“解谜”、科学革命的本质是“范式革新”的观点。相比于常规科学,科学革命遵循“反常现象出现—范式修改—常规科学规则模糊—先前范式崩溃—科学危机—新理论范式产生”的路径发展。事实上,比较政治学学科史的发展也在某种程度上遵循着“范式革命”路径。第一,国家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二战后,新兴独立的民族国家成为研究重点,研究者观察到这些地区和政治行为体无法归纳到传统的主权国家体系中,这一“反常现象”促使他们修改原有的“国家主义理论范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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