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译者背景对文化翻译的影响——以《水浒传》翻译为例

作者:张萍; 刊名: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上传者:姚先林

【摘要】译者背景对文化翻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翻译的创造性、翻译的调和性、翻译的策略性和翻译的过程性。以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的两个译本为例,译者文化背景对其书名、文化负载词、人物绰号等翻译均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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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文化翻译的研究逐渐趋于理论化。“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是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参与者和决策者。”[1]同时,“译者不可能是纯粹的语言人,而必然是打上烙印的社会人”[2]。由此可见,译者对翻译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对于文化翻译而言,译者因素的影响也同样是显而易见的。基于文化翻译视角来分析译者的翻译行为,不仅需要考虑译者文化背景等客观因素,还需要分析译者自身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译者作为完成翻译工作的主体,其对原作内涵的理解和翻译技巧的使用都会很大程度上影响翻译作品的质量。译者并非简单地在源语与目的语之间进行转化,其中更包含着改造、创造及发展原作内容,并且也会真实地反映译者背景文化中的先进因素和落后因素。然而,在整个翻译活动中,原文作者的背景文化与译者的背景文化之间必然会存在碰撞,这就要求译者需要解决因背景不同而产生的文化差异可能带来的文化误译、文化改造等问题。一、译者背景在文化翻译中的主要表现译者背景在文化翻译过程中会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译者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思维习惯、价值观念等的影响性表现最为突出。例如,译者对原文的选择会对翻译质量有着重要影响,如果原文比较贴合译者的文化背景和思维价值理念,必然会使得翻译作品具备较高的质量;反之,若译者的文化背景与翻译选材存在一定差距,最终必然会对翻译效果产生影响,甚至出现词不达意的情况。据此,本文从创造性、调和性、策略性、过程性四个方面来分析译者背景在文化翻译中的主要表现。(一)译者翻译的创造性法国文论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在1958年的著作Soci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文学社会学》)中提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考体系中(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3]译者翻译的创造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第一种认为创造性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解决两种语言异质性带来的障碍,从而对目的语言文化中不存在的表述形式进行变通;第二种认为,正如埃斯卡皮所提出的“创造性叛逆”的表述并非负面的,翻译行为本身就是创造性的叛逆,主要表现为译者的文化背景与原文作者的文化背景在碰撞过程中所可能遭遇的误解、碰撞、扭曲等问题,这也反映了读者对译者译作文学价值的认可程度。从翻译实践的角度来看,前者重视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在解决语言异质性问题时采用多种方式的指导作用,而后者偏向于从译作本身质量来看译者文化背景对翻译所产生的各种效应。为满足译作读者想要了解异质文化的需求和各方面的文化交流,译者需要采取多种方式创造性地揭示原文作者意图、文化语境及其与原文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需要更深层次地挖掘源语文化,通过翻译行为来表达特定文化背景下读者对源语文化的理解,从而促进译作读者对自身文化的认识与构建。译者本身作为特定背景文化下的个体,需要将其如何接受异质文化的过程更直接地表现在译文当中确实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译者本身也具有读者意识。译文具有案例性的指导作用,其同样能表现读者对自身文化的再认识,但却很少能够反映出读者是否能够独立地进行文化构建。所以,上述两种对创造性的理解,前者有助于目标读者实现文化的再构建,而后者创造性叛逆更多的是让译文读者来自觉体察和感悟自身文化。究其本质,笔者认为译者翻译的创造性应该体现为实现两种异质性文化的融合。(二)译者翻译的调和性异质作为翻译的前提,因存在文化异质,所以需要调和。译者成为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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