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时期长江沿岸码头城市多元社会治理的法秩序——以上海、武汉及重庆为例

作者:孙逸啸 刊名: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陈秋蓉

【摘要】明清时期,上海、武汉及重庆等长江沿岸主要码头城市得益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自治力量逐渐加强,由此在社会治理层面呈现内生法秩序与外生法秩序共存的特点。外生法秩序主要体现为中央集权下的衙门、保甲及团练等行政管理制度;内生法秩序体现为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精英阶层及行会、商会等社会团体的管理的制度。这些城市多元社会治理的法秩序主要体现为中央集权管理与社会自治,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发展导向,呈现出内生法秩序与外生法秩序博弈的状态。城市自治的本质是维护封建威权统治,弥补官治之不足,没有深层次的触及民主与分权。当今,政府需要在简政放权,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时,着力培育社会组织,促进社会自治发展与治理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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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清时期长江沿岸码头城市多元社会治理的法秩序 ——以上海、武汉及重庆为例 孙逸啸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明清时期,上海、武汉及重庆等长江沿岸主要码头城市得益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自治力量逐渐加强,由此在社会治理层面呈现内生法秩序与外生法秩序共存的特点。外生法秩序主要体现为中央集权下的衙门、保甲及团练等行政管理制度;内生法秩序体现为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精英阶层及行会、商会等社会团体的管理的制度。这些城市多元社会治理的法秩序主要体现为中央集权管理与社会自治,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发展导向,呈现出内生法秩序与外生法秩序博弈的状态。城市自治的本质是维护封建威权统治,弥补官治之不足,没有深层次的触及民主与分权。当今,政府需要在简政放权,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时,着力培育社会组织,促进社会自治发展与治理方式的转变。 关键词:多元治理;社会自治;士绅阶层 中图分类号: K2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2095-9915(2018)02-0076-07 DOI:10.16387/j.cnki.42-1867/c.2018.02.011 明清时期,封建中国闭关锁国的状态逐渐被打破,尽管这种对外开放是资本主义列强强加的“病态性开放”,但在客观上使中国开始迈向现代化,使一些开放城市的结构和功能发生改变,促使其早期现代化的发生和发展。上海、武汉及重庆等长江沿岸码头城市,借助“黄金水道”优越的运输优势开埠通商,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近现代城市乃至全国的经济中心。这些开埠城市的社会结构与功能转型的现实需要,产生了推动城市发展稳定的双重力量:一类来自于封建皇权下的官僚统治,另一类是得益于商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社会自治阶层,包括行会、商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及士绅等。这种双重力量的产生与发展根植于封建专制统治的内部机制之中,由于各国列强的强力楔入,封建皇权对这些开埠城市的专制统治出现松动,封建统治机制被迫进行调适,逐渐形成带有民主自治特点的多元社会治理秩序。 当前,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社会治理体制和社会治理体系,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从法制史、法理学角度出发,以上海、武汉及重庆等长江沿岸主要码头城市为视角,结合明清时期的时代特征,发掘这些城市多元社会治理法秩序方面的表现形式与特征,力求为当代改革与发展提供思路。 一、主要概念之界定 (一)“治理”与“多元治理” 在西方,“治理”(Governance)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中的“Govern”词根。随着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治理”一词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由“控制”转为“协作”。同时,治理的主体不限于政府,而是吸纳了社会各方力量,趋向多元。治理的权力运行模式,不再是注重以往的自上而下的单维运作,而是强调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治理”一词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散见于各类古典文籍之中。如《荀子·君道》:“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 《汉书·赵广汉传》:“壹切治理,威名远闻。”《孔子家语·贤君》:“吾欲使官府治理,为之奈何?”清王士禛《池 收稿日期:2017-05-23 作者简介:孙逸啸(1993—),男,河南周口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 第35卷 第2期 2018年4月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Jianghan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 Vo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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