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发展

作者:刘兵权;王耀中 刊名: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上传者:邓少勇

【摘要】通过构造一个高端制造业发展的数理模型,发现高端制造业的均衡增长率主要依赖于:制度的演进(A),分工水平(H),引进、消化吸收、模仿先进技术的效率(G),以及时间贴现率ρ的大小。分工与专业化越深化,高端制造业增长率越高;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越开放,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越多,与先进技术的差距越小,吸收新技术所需成本越低,则高端制造业增长率越高;现时的储蓄率越高(即人们推迟消费的耐心程度越大),高端制造业增长率越高。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吸引FDI与储蓄额能较好的解释高端制造业发展,同时,高端制造业发展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吸引FDI互为因果。建议我国提高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加强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相关金融支持,促进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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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出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在斯密看来,导致经济增长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分工的日益深化和不断演进。分工和交易带来了服务的独立化及服务型企业的产生。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交易种类和频率的不断增加,服务业逐步发展并出现分化,从而引致了服务型企业形态的变迁,服务型企业的内涵也因此而发生演化。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是一种高科技含量、高渗透性、高附加值、高产业带动力、高开放度、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的典型的“两型”产业。脱胎于制造业母体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在降低服务业投入成本和提高投入品质的同时,也有利于制造业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生产性服务业的发达程度,已逐步成为衡量一个地区综合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可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好成绩,不过,长期以来中国采取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以大量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获得较高的GDP增长,经济增长的效益不高,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有利于创建“两型社会”的经济发展方式。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目前的制造业发展水平,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看,还处于比较低端的位置,高端制造业咎待发展壮大。高端制造业所内含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来源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对其的中间投入。从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高度来推进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和优化以及转变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是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条件下产业结构政策转型的一个新角度。吸收国外先进制造业技术或独立发展本土高技术产业,其前提是要对外资开放高端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或者积极发展本土性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在知识经济时代,对我国制造业结构调整问题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制造业本身来讨论,而必须联系它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关系来研究。本文试图从分工、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角度来考察我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问题。二、文献述评(一)分工与服务业发展关于服务业增长的原因,不少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如Clark(1940)、Fuchs(1968)、Bhagwa(t1984)、Riddle(1986)、Francois(1990)、Shugan(1994)、李江帆(1996)、黄少军(2000)、江小涓(2004)、程大中(2004)、卢锋(2007)、李娟(2010)等。多数文献集中认为,有以下因素导致了服务业的增长,如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城市化水平、妇女参工率、政府规制、技术进步水平、人口密度、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滞后和服务外包(outsourcing)的兴起等。Francois(1990)指出,在经济全球化、企业国际化过程中,企业的规模得以扩大,有利于劳动分工进一步深化,使企业获得了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Shugan(1994)从分工的角度详细论述了服务业增长的深刻原因,指出了以往经济学家认为的各种用于解释服务业增长各项指标或因素的不足。一般认为,由于服务产品往往具有较高的需求收入弹性,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消费结构将逐步向服务转移,对服务需求的增加导致了服务业的增长。事实上,这一解释只能适用于说明消费者服务业(如教育、医疗、体育、娱乐等)的增长,并不能适用于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如金融、电信、各类专业服务),而生产性服务业却是现代经济中最具活力、增长最快的服务业部门。黄少军(2000)和江小涓(2004)的研究均表明,人均GDP和服务业增加值之间尽管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同时也表现出相关关系的阶段性特征。Shugan(1994)指出,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引起的劳动在一国国内、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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