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水灾与救助

作者:甄尽忠 刊名: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 上传者:高欣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水灾多发期。水灾主要集中在5、6、7、8月和长江、黄河流域。水灾的频繁发生,给社会经济和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损失。各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对救灾工作高度重视,及时采取实物救助、调粟赈民、减免租调、借贷及兴修水利等一系救助措施,对于减轻灾害,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生及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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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1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时代,同时又是自然灾害的多发期。尤其是水灾,其发生的频率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祸患。再加上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的状态,统治者之间连续不断地进行兼并战争,天灾与人祸并臻而至,进一步加重了水灾的严重后果。水灾发生后,一些有作为的统治者及时采取了一定的救助措施,以安抚灾民,保障民生,尽可能减少水灾所造成的危害。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水灾发生的状况及成因(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水灾发生的状况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水灾发生的状况,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统计数字。邓云特在其《中国救荒史》中的统计数字为:三国、两晋时期,“水灾五十六次”,南北朝时期,水灾“七十七次[”1](P16-18),合计133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编纂组编写的《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历代盛世农业政策资料》中的统计数字为83次[2](P135)。卜风贤在《周秦汉晋时期农业灾害和农业减灾方略研究》中的统计数字为165次[3](P201)。但多无具体的资料来源,这些统计数字还无法查知其出处,很难判断其准确性。据笔者对《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及《北史》、《南史》、《资治通鉴》等文献的仔细核查,这一时期共发生水灾177次(含雨灾),平均每2.05年就发生一次,足见该时期水灾发生之频繁。具体朝代水灾发生状况如下:三国时期10次,其中曹魏4次,孙吴6次。两晋时期86次,其中西晋41次,东晋45次。南朝41次,其中宋26次,齐9次,梁6次。北朝40次,其中魏(含北魏、东魏、西魏)31次,北齐8次,北周1次。(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水灾形成的原因水灾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一般来讲,“按成因和地理位置的不同,常分为暴雨洪水、融雪洪水、冰凌洪水、山洪以及溃坝洪水等。海啸、风暴潮等也可以引起洪水灾害”[4]。结合文献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水灾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暴雨型水灾。暴雨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水灾的最主要成因。在此时期的帝王诏令中多次提到:“霖雨过度,水潦洊溢”,“霖雨弥日,水潦为患”,“雨水猥降,街衢泛溢”等。据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177次水灾,因大雨、暴雨引发的有32次,如晋武帝泰始六年(270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伊、沁水同时并溢,流四千九百余家,杀二百余人,没秋稼千三百六十余顷。[”5](《五行志上》)“晋成帝咸康元年(335年)八月乙丑,荆州之长沙攸、醴陵、武陵之龙阳三县,雨水浮漂屋室,杀人,伤损秋稼。”[6](《五行志一》)文献中多次提到的“大水”,虽未说明形成原因,但也多为暴雨所致。第二,泛滥型水灾。指河道泛滥决口造成的水灾。《晋书五行志上》记载:魏文帝黄初四年(223年)六月,“伊洛溢,至津阳城门,漂数千家,杀人。”对此次水灾,《水经注伊水》亦有记载:“黄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巳,大出水,举高四丈五尺,齐此已下。”四丈五尺,约合今10.9米,“用现代科学方法推算,这年伊河的洪水流量为20000立方米每秒。”[7](P24)这远远超过伊河承受能力,造成洪水泛滥成灾。另外还有:“元嘉十八年(441年)五月,江水泛溢,没居民,害苗稼。[”6](《五行志四》)梁武帝天监十五年(516年)九月:“淮水暴涨,堰坏,其声如雷,闻三百里。[”8](《梁纪四》)北魏宣帝正始元年(543年):“淮水泛溢。[”9](《萧宝夤传》)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543年):“石济河溢。[”10](《阳斐传》)第三,海啸、风暴潮型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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