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与参与者——论马克思唯物史观研究中双重视角的统一

作者:黄晓锋 刊名: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张慧

【摘要】当代的许多学者批评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囿于"观察者视角",忽略了"参与者视角",并指陈马克思对社会历史所作的分析并未真正超越实证主义的叙事框架从而失去其批判性锋芒。实际上,马克思总是以观察者与参与者双重视角相统一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它们的统一的基础是实践,根源于人的存在的二重化。强调双重视角的统一,对于促进唯物史观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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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观察者视角与参与者视角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间的异质性是一个令不少研究者感到困惑的话题。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异质性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研究视角的二元论。正如哈贝马斯所认为的那样,在后形而上学条件下,“随着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在方法论上分道扬镳,形成了一种内与外的视角差别,取代了本质与现象的差别。对客观化的经验科学而言,只有立足于观察之上的客观自然知识还大有前途,解释科学相反只有从交往参与者的行事立场才能找到进入历史-文化世界的途径。自然科学中观察者的特殊视角,与对象领域的分化是一致的。自然反对从内部进行理解和重建,而只接受通过观察得到的有悖于直觉的规律知识;但社会整体性和文化传统却从内部展示出一种同参与者的直觉知识密切相关的解释文化。”[1]这里所说的外在的视角,即观察者的视角,是一种超脱于研究对象之外,以客观的、经验化、实证化的态度和术语去研究和描述的方法。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巨大的成就,主要是得益于这种研究方法的严格体系化。然而,与自然界不同,社会实践中的人们是带着意图和目的来实践的,而且那些研究社会实践的人们本身也是社会实践的参加者(比如语言的实践)。这是“观察者视角”力所不能全及的研究领域,它同时需要一种内在的视角,即“参与者的视角”去研究和说明。这种研究视角不排斥研究者的价值取向、研究的规范性诉求,强调充分考察人们的目标、价值、意义。“我们如果描述了一个人的行为、他想要的东西以及他应当做的事情,我们也就描述清楚了这个人”。[2]换言之,要充分理解人们的社会实践,就不仅要能够说明发生了什么事件(或将要发生什么),还要能说明参与者对这些事件有什么样的理解。观察者视角与参与者视角长期以来是相互对立的,这种对立表明了人类致思取向中事实与规范、科学与价值之间关系的紧张。无论是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对“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综合,还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结构与行动之间冲突的化解等等,都表明当代理论界试图超越它们之间对立的努力。然而,对这种双重视角整合的意义非常强调的许多理论家,对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却普遍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误解。比如吉登斯认为,马克思使用了功能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方法,低估了有知识的人类主体的能动作用。“马克思的‘方法’,也就是他的历史唯物《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主义观点,具有巨大缺陷。人类历史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而且它也不受生产力发展水平所支配,甚至在归根结底意义上也是如此。”[3]萨林斯也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着社会历史的客体化倾向。他认为,需要、生产等因素在马克思那里成为了永恒的决定因素,而马克思忽视了文化因素。实际上,不同时代的文化差异很大,而在唯物史观中,存在着把马克思所处时代的情况当成一般的、普遍的情况的倾向。这就把相异的历史因素都舍弃掉了,把多元的历史强行拉为一元的历史。[4]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批评则更加集中。他在较早期的著作中认为劳动成为马克思批判哲学的基本范式,因此混淆了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把交往活动归之于工具活动,从而将人类的解放理解为劳动解放。[5]这使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出现了根本性的偏差并导致了一种实证主义的倾向。在马克思那里,严格的实证科学和批判之间的差别被掩盖了,自然科学的逻辑状况和批判的逻辑状况没有得到明确区分,马克思混淆了批判与科学,将批判转化成了科学主义的实证科学。哈贝马斯因此认为:“马克思没有发展人的科学的这种观念;由于把批判和自然科学等量齐观,他甚至取消了人的科学观念。”[6]在后期的著作中,哈贝马斯还常常把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归结为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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